帝王将相之历史 历史为谁而写: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

1877年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个重要年份。在鹿儿岛,西乡隆盛率领的西南叛军被镇压,保守的武士阶层从此不再担纲国家舞台的主角。在首都东京,日本第一所现代大学东京大学创办,进取的新思想开始成为时代主流。

在这一年,一本名为《日本开化小史》的书面世。这本历史书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学者黑板胜美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称赞作者是“明治时代之先觉者”,认为他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观来解读日本历史,耳目一新。

和王朝时代的中国一样,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记述王朝兴衰、武家更替。诸多历史著作记载王室世系,讨论君臣得失,或者记载战争胜负,不过是统治者的家谱和起居注。这些历史著作以儒家为标准评判历史事件,宣扬劝善惩恶、道德教化,与儒家的春秋笔法一脉相承。

到了幕府末期,一些思想家敏锐地认识到,他们所接触到的,不是凭借“坚船利炮”以逞武勇的“蛮夷”,而是一种在很多方面比他们高明得多的新文明形态。他们希图从历史上探求西方文明的渊源,并希望与日本自身历史相比较,找出日本何以落后的原因和迎头赶上的方法诀窍。

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欧洲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自由思想很快就在日本传播开来。新的历史观念也仿佛一股清风,吹进日本历史学界。历史学家们开始抛弃陈旧的历史叙述,以文明的新观念重新讲述日本历史。

1875年,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写下了《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他认为西洋文明高于日本文明,日本须以西洋为目标,努力学习,急起直追。福泽提出,史家应以一国的“人心风俗”作为文明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他没有写出史学著作。奇妙的是,这项工作是由一位名叫田口卯吉的经济学家完成的。

田口卯吉

田口卯吉早年出生在江户的武士家庭,明治维新后迁居横滨。在这个开放的港口城市,田口卯吉学习英语,接受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写了大量经济学文章,在日本传播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人称日本的亚当·斯密。

这位经济学家对历史也有浓厚兴趣。在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所著《英国文明史》一书的启发下,1877年,年仅22岁的田口卯吉开始写作日本第一部文明史著作,历时6年完成《日本开化小史》。

田口卯吉认为,西方文明是按照一种普遍道路发展的,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好的典范。“文明开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把日本社会西方化,而是使日本沿着西方走过的道路发展。文明人将会愈加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本性的共通之处,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置身世外——

我们学习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发现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适用的真理。我们在自己国家建立议会制政府,不是因为那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形式,而是因为这种形式适合人类的本性。我们使用铁路、汽轮,和所有其他的便捷工具,不是因为它们在西方被使用,而是因为它们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

《日本开化小史》共6卷13章,该书的论述不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不再是治乱兴亡的政治史,反而描绘了日本从蒙昧到文明的进步历程,包含政府与人民在内的“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关于社会状态和人心状态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制度、风俗、宗教、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日本开化小史》

这本书批判封建主义,主张开发民智,宣扬物质文明,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正如黑板胜美序言所说,“他(作者)把日本的历史纵横地批判解剖,阐明了日本文化有何种的特长,将来如何发展”,“因此,不仅日本国民由此书始知日本建国以来之文明有何特质,将来如何发展;而且大家觉悟日本有可夸的历史,可夸的文明,未必在欧美诸国之下,除翻译模仿之外,还有树立日本新文明之觉悟与决心。

这种启发时代国民思想的功绩,亦应归于这本《日本开化小史》。”

田口卯吉被认为“开创了日本学者没有一人能梦想的新方法”。从此,日本近代第一个史学派别——文明史学诞生。在《日本开化小史》出版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涌现出了一批文明史著。文明史主张考察历史大势,为民众写史,治史范围从个人扩大到群体。

田口卯吉本人也笔耕不辍,在1888年写出了《中国文明小史》。他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虽重历史事实,但不能解释兴废存亡之理,“令读者有龙飞云际首尾不相连续之感”。在他看来,帝王将相只是历史舞台上的热闹人物, “人情风俗及事情之变迁,多发成于冥冥之间,其关系于史上,殊为紧要,非战乱斗争、杀人烧家之比也”。

《中国文明小史》共15章,以鸟瞰视角书写了从史前到明朝灭亡的中国历史。全书着重论述中国历史变迁之大势,并得出结论:

中国人民常苦于专制政治之弊害,从周以前数千年间,埋没于封建乱离之祸害时代也。从秦以后,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也。而中国之人,又未曾预防此弊害,别发一制度,故于封建乱离之祸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为专制政治,及专制政治之弊害不可耐,乃一扫之而归于叛乱,分裂反复,中国人民历史不过此数事而已。

其和平时则必有不忍见之腐败,其乱离时则必有不堪闻之斩杀,茫茫四千年,亦血肉交战之场而已,读者盖不能不戚然于心。

当其升平也,诗歌、文章、经学之类非无发达者,然皆贵族隐遁之流,以慰其闲散之心,不足多也,然其于政治则未有别开生面而越于专制政治之外者。不然,则以四亿人之邦国,何至如此之境也。呜呼!支那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专制政治之外,开一大活眼,以致其幸福哉!

1894年甲午战争后,大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求学。对于这些脑后还拖着辫子的青年人来说,《中国文明小史》的新鲜见解如醍醐灌顶。田口卯吉道出了压抑在许多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心底的声音,引起了强烈共鸣。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梁启超就对此书推崇备至,“其论则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在向读者介绍该书时说:“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论断数千年之史迹,目光如炬,读之可辟一新境界。”

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学家也开始努力挣脱束缚,以新的历史观审视中国历史。在文明史观的烛照下,中国人也走上了反思历史和重新书写历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