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与史良 我给罗隆基、史良当秘书

2010年2月间,我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一位带着苏北口音的陌生男子打来的,语调缓慢,自称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罗涵先。我一听罗涵先这名字,就很熟悉,因为在我小时候家父订有《展望》杂志,主编便是罗涵先。我还知道罗涵先是罗隆基的秘书。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右派”的领袖人物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的两位副主席,即章伯钧和罗隆基,毛泽东称之为“章罗同盟”。罗涵先的大名早已列入我的采访名单,没想到的是罗先生自己主动打电话来了。

罗涵先在电话中问我两件事:一是问我有没有写过《罗隆基传》;二是问我有没有写过《史良传》。

我感到奇怪,他为什么关心起史良呢?史良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君子,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罗涵先告诉我,他还曾经是史良的秘书。

我寄赠了我写的《反右派始末》一书,从此跟罗涵先先生有了来往。

2010年5月,我在北京住了近半个月,做了广泛的采访,也给罗涵先打了电话,希望做一次采访,罗先生表示欢迎。5月12日上午,我因在离罗涵先家不远处采访,就在中午时分来到罗涵先家。我事先在电话中问他,中午休息否?他说不午睡,只在床上躺一会儿,你来不妨。于是,我就在罗涵先的卧室里采访了他。他躺在床上跟我交谈。

罗涵先先生已经满头飞霜,双颊清癯,但精神很好。我一坐下来,他就告诉我,他生于1922年9月,八十八岁了,本名罗举贤,是周恩来的同乡,江苏淮阴人。

从罗涵先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判定,他是一位经济学家,著有《高利贷资本》《中国农村的经济变革》《中国农村发展社会学》《乡镇经济比较模式》《中国农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农村改革启示录》等。不过,他最初却是肄业于上海法学院。

罗涵先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人。1937年,十五岁的罗涵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4年1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二十三岁的他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我问罗涵先:“您怎么那么年轻就当上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呢?”

罗涵先说:“多亏了史良的一句话……”

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末期,重庆这个“陪都”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各种政治势力活跃于重庆。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罗涵先当时在重庆的农业出版社做农业经济编辑室主任。在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之后,成为民盟的青年区分部(也叫第八区分部)的区分部主任。后来,他担任民盟重庆市支部的专职秘书。

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区分部推选罗涵先为正式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史良在大会上强调,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中,应当有妇女代表和青年代表。史良的提议获得大会的认可。青年代表选谁好呢?罗涵先是青年区分部的主任和代表,年仅二十三岁,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罗涵先投身到中国民主同盟的反蒋政治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朋友。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被迫解散,转入地下斗争。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们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控,唯一“漏网”的是罗涵先,因为在国民党特务的眼里,这么个毛头小伙子,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

1948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罗涵先奉沈钧儒、章伯钧之命从香港秘密回到上海,向张澜、罗隆基、黄炎培、史良等汇报了一届三中全会的详细情况,然后又从上海返回香港。

记忆中的罗隆基

我在问罗涵先怎么成为罗隆基的秘书之前,先问了这样的问题: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中国民主同盟是重灾区,中国民主同盟两位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成为中国“右派分子”的第一、第二号人物,“章罗同盟”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中之重,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层中“右派分子”比比皆是,为什么作为罗隆基秘书的罗涵先却幸免于难?

罗涵先的回答富有幽默感——1957年,他除了担任罗隆基的秘书之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大鸣大放”的时候,每一次民盟中央召开“鸣放”会,发言的人都极其热烈,要排队才能挨到发言的机会。即将轮到罗涵先发言时,别人就会说,你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怕没有机会发言?让一下吧!就这样,罗涵先一让再让,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所以也就没有“右派言论”。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时候倒是轮到罗涵先发言,批判“右派分子”(包括“批判”罗隆基),所以他也就变成了“左派”。

罗涵先回忆说,他是在1951年成为罗隆基的秘书的。罗隆基是一个口才、文才一流的人物,所以那时候罗隆基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而罗涵先则是中央宣传委员会秘书。

罗涵先有个外号,叫“快手罗”,他写文章写得很快。罗隆基本来就擅长写作,用不着罗涵先代劳。不过,有时候罗隆基忙不过来,就叫“快手罗”来代笔。那时候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机关报叫《民主报》,罗隆基是主笔,很多社论是罗隆基写的。如果罗隆基太忙,就叫罗涵先起草。罗隆基个性很干脆,如果罗涵先的文章他满意,就用,不满意,就推倒,他自己重写。另外,罗涵先还为罗隆基代拟答记者问。

罗涵先说,罗隆基对他很好,像老师一样教他。如果罗涵先写错了,罗隆基就会给他指出,从来不发脾气。罗涵先特别强调说,罗隆基是厚道人,一个非常爽直的人。

罗涵先把罗隆基跟章伯钧相比较说,罗隆基是道道地地的英美派,是拉斯基的忠实信徒。拉斯基教授是英国理论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1921年,罗隆基考上留美公费生,先是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然后出于对拉斯基的敬仰,从美国转赴英国,在拉斯基教授的指导下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罗涵先认为,章伯钧的经历与罗隆基完全不同,章伯钧早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脱党。章伯钧在思想上继承了邓演达。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国民党的左派。

章伯钧在政治上比罗隆基老练,更富有政治经验。

章伯钧与罗隆基同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但是章伯钧与罗隆基的思想不一致。

当毛泽东指章伯钧与罗隆基为“章罗同盟”之后,章伯钧马上就懂得“拐弯”,第一个作检查,说“我犯了一次严重的政治错误”,并承认“章罗同盟”。所以章伯钧的批斗会只开过一次。当时,罗隆基正随郭沫若在国外出访。罗隆基回到北京后,根本不承认所谓的“章罗同盟”,他曾经为此事两度来到章伯钧家,当面质问章伯钧:“谁跟你同盟?!” 章伯钧只得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法回答你。”罗隆基第二次来到章伯钧家时,当场把一根手杖折成两段,表示他不可能跟章伯钧结成什么“同盟”。

罗涵先说,罗隆基一直“负隅顽抗”,不承认所谓的“章罗同盟”,所以遭到猛烈的批判。斗争会开了一次又一次,罗隆基始终不承认反党,说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俩字。罗隆基还一直强调,他是爱国的。到了后来,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罗隆基也只承认与章伯钧有所谓“思想联盟”,从不承认有任何“组织联盟”。

在中国民主同盟的会议上,大势所趋,罗涵先批判章伯钧,也批判罗隆基。只是他这位“快手罗”再也没有机会为罗隆基起草文稿了。罗隆基的“交代”都是自己写的,而章伯钧的“交代”则是章伯钧口授,秘书所写。

罗涵先说,在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仍与他有来往。

罗涵先还说,章伯钧在男女关系上很严肃,没有什么绯闻,而罗隆基则很浪漫。在“反右派斗争”之前,罗隆基与《文汇报》女记者浦熙修同居多年。罗涵先常常看到罗隆基与浦熙修双进双出。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揭发”罗隆基。罗隆基感到非常愤怒,从此与浦熙修分道扬镳。

罗涵先说,章伯钧、罗隆基原本都配备有专车。在“反右派斗争”之后,章伯钧还有专车,而罗隆基的专车被取消了,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同用一辆车。

罗涵先为罗隆基的猝死感到惋惜: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在北京逎兹府独居。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身边无人援救而死。当时,罗隆基已经打开硝酸甘油的药瓶,药瓶掉到了地上,地板上撒满了硝酸甘油药片,他从床上伸长了手臂,却未能够着地板上的药片,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罗涵先说,罗隆基去世前几天,有一部文稿交给一个女抄稿员去抄写。罗隆基死后,再也没有找到那个抄稿员,罗隆基的珍贵文稿至今没有找到。

罗涵先告诉我,在1957年,他的主要工作已不是给罗隆基当秘书。当时担任罗隆基秘书的是陈新桂。笔者在1986年11月24日采访过陈新桂。陈新桂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章罗同盟的联络员”“极右分子”。在我采访陈新桂时,他详述了在1957年的悲惨经历。罗涵先说,陈新桂是他的好朋友。在“大鸣大放”时,反对“三个主义”,即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而陈新桂说“三个主义的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登出,后来就因为这一言论,陈新桂被打成“极右分子”。

我说起1986年11月28日我在河南郑州采访了罗隆基同父异母的弟弟罗兆麟。罗隆基无子女,罗隆基的遗物后来由罗兆麟领去,我在罗兆麟家看到过罗隆基早年的日记。罗涵先说,他见过罗兆麟。

罗涵先说:罗隆基的晚年很凄凉,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章伯钧在家庭生活方面要比罗隆基幸福得多。

给史良当秘书

罗涵先告诉我,他不做罗隆基的秘书,是因为他成了史良的秘书。

罗涵先笑着说,他在二十三岁时能够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是因为史良的一句话,而他成为史良的秘书,也是因为史良的一句话。

罗涵先记得,在民盟中央,有一天史良走进罗隆基办公室,看见罗隆基和罗涵先在那里。史良对罗隆基说:“你能写文章,罗涵先也能写文章,两个会写文章的人何必凑在一起?从今天开始,罗涵先就是我的秘书!”

史良这么一说,罗隆基也无可奈何。从那一天开始,罗涵先就成了史良的秘书。不过,罗涵先仍兼着做点罗隆基的秘书工作,但是主要工作在史良那边。

当时,史良也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史良1927年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专门部毕业,早年是开业律师,故人称“史大律师”。史良声名大振于“七君子事件”。那是在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史良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史良与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毛泽东称赞她为“女中豪杰”。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后来,史良成为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同时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罗涵先成为史良秘书之后,文字工作并不多。正好中国文史出版社约罗涵先写一本史良传记,这位“快手罗”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史良口述,罗涵先记录,《史良传》就写出来了。可是,到了出版社手里,他们觉得把第三人称改成第一人称更好。这样,《史良传》就变成了《史良自述》,作者改为史良,而罗涵先变成了执笔者。《史良自述》十多万字,通过写作《史良自述》,罗涵先对史良的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从中知道了史良的种种逸闻:

史良与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都极熟悉,人称史良是“三龄公司总经理”“三夫人联合办事处主任”。

1948年,史大律师在上海承办一件大遗产案的官司,胜诉之后委托方送给她上海十余幢房屋作为报酬。新中国成立后史良把这批房产全部捐献给国家,另一幢三层楼的六十余间房屋则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房。

跟章伯钧、罗隆基不同,史良是“大左派”。1957年6月8日“反右派斗争”打响之后,6月13日晚上,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举行的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就是史良。当时罗隆基尚在国外,罗涵先也发了言。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大报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史良的长篇发言,足见史良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影响。

罗涵先说,史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写检查并参加劳动,幸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她才免遭更大的灾难。

“文革”中,史良没有专车。有一次史良应邀出席国庆天安门观礼,她乘坐三轮车来到天安门附近,然后步行走到观礼台。

1979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史良为中央主席。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史良生前无亲生子女。有人以为史大律师一定有可观的遗产,而经有关部门查证,她没有存款,所有的首饰加在一起不过价值三千元人民币……

我与罗涵先随意聊着。临别时罗涵先一声感叹:“我今年八十八岁,老朋友都不在世了!”

没有想到,我对罗涵先的采访,成为最后的采访。八个月之后——2011年1月15日,罗涵先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