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恐怖大肃反 毛泽东指示解救刘志丹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在陕北的老百姓中,传说红25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26军;红26军的机关枪全部被25军收缴了,红26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我党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肃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变成了“白区”);白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
在西北革命危机的紧要关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听说了陕北抓人的事情,马上派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作为先遣队来陕北。
贾拓夫对我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镇时,毛主席从敌人的报纸看到,说陕北刘志丹20万共匪正在受到围歼。即把我找去,问陕北红军的情况。我说我离开陕西一年多了,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但是,毛主席果断地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不要说是20万,就是有两万也好。于是决定长征的目的地是陕北。
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听取肃反负责人的汇报,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果断决定“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立即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这时,党中央正忙于战事,先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制止肃反。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王首道等同志来后,首先对陕甘晋省委制造的肃反进行了全面接管,制止了杀人行动。
毛泽东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注陕北的肃反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十分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处理要慎重。据此,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五人负责审查肃反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汇报。毛泽东再次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这样,我们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才从“左”倾的屠刀下被救了出来。
当我们从牢狱中走出来时,个个泪流满面,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是党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
毛泽东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措施,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当然,如果连我党这块唯一仅存的根据地也被葬送掉的话,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左”倾路线在陕北制造的错误肃反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起严重事件。后人应该牢记这一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