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傅山 高翔(得之)对白谦慎老师专著《傅山的世界》的评论 发表于《南方周末》

傅青主的传奇与白谦慎的世界                                   南方周末    2006-08-10 此书不仅是对艺术史的贡献;对凡有兴趣于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社会之各侧面的学者,这书也会成为必读的作品。

                                     □ 高 翔   傅青主在《七剑下天山》中一代剑客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历史上的真实的傅青主(傅山)是何方神圣?其生活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如何?这些外在环境又对其人生和艺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让我们来看看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的新书———《傅山的世界》。

此书开篇即别有趣味,迥异于习见之书法史学著作。白谦慎出示了一封晚明江西文人徐世溥的信札,信中罗列当时杰出人物及相应成就。面对着如此众多的政治、文化巨子,白谦慎不无感慨:“这个令人振奋或战栗的时代,并非完全由伟大的成就及高尚的动机所造就,它还和普遍的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携手并行。

当明王朝因国内扰攘及八旗兵的入侵而覆灭后,这个充满蓬勃生气的‘文治响盛’的时代,亦随之告终了。

”(见《傅山的世界》页9)。白谦慎通过“傅山的书法”这一个案研究,揭示书法艺术是如何回应17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并借书法这一载体,对当时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学术风气的改变,以及明清易代之际明遗民的生活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顾名思义,这本书是一本书法史著作。可是开篇的那封纵论晚明文化、政治的信札透露了白谦慎更大的野心。如其在导论中所云:“本书在努力吸收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期望它的问世能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页3)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及,作为一个合格的书法史学者,“躲进小楼”,厘清一些书法史细节很重要,很“有意义”(meaningful),但是如果能够更上层楼,通过书法研究给其他学术领域,给整个学术界做出贡献,则能够使研究超越“有意义”,而成为有“显著之意义”(significant)。

但是对于后者来说,研究者不仅要能清楚准确地把握书法脉络,进而研究,还要对其他相关学科有深入了解,否则,学科之间的对话只能局限于肤浅的层面。

白谦慎先生独特的经历使之既能对书法本身之规律洞若观火,又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进行书法研究,并从容不迫地游弋于政治、社会学及艺术史等不同学科之间。

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所接受的书法、学术之训练及其交友圈。白谦慎的书法篆刻家身份广为人知,他曾获全国第一届大学生书法比赛的一等奖(1981年),31岁时就担任了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的评委(1986年),翌年参与出版的《中国中青年书法家22人集》更是风靡一时。

但是他的职业身份却是艺术史学者,在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等指导下,白谦慎于199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艺术史学博士(论文主题即傅山的书法),2004年又成功获得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终身教职。

更令人关注的是他的政治学背景,他毕业于北大国政系,并有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而其交友对学术风格的形成亦至关重要。白谦慎好客,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波士顿是美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有上百所大学,来此进行学术交流的各国学者极多。

每有相关学者来访,白谦慎往往在家中款待,茶余饭后,三五人一起谈学术、聊艺术、评时事。由于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从事不同的专业,于是对相同事件、问题每有不同的视角和思考方式。屡令参与者耳目一新,又发人深省。

政治学的背景使得白谦慎对于政治经济环境、社会体制和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家的生存状态格外关注。如书中对仕清汉族官员和明遗民书家关系的探讨。长久以来,对于这两类人的研究有简单化、模式化之嫌。

前者往往被描述为卑琐而又好狐假虎威,后者则被美化成高洁而不同流合污。两者的关系可谓“冰炭不同器”,最多也不过是“面上寒暄,胸中冰炭”般的敷衍。然而,白谦慎对傅山及其友人在清初活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发现“在清初特定的政治情势和文化中,深怀挫折感和愧疚感的仕清汉官,是保证遗民们在困境中得以生存、在学术和艺术上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因素”(页117)。

以傅山为例,他与清政府的一些官员不仅过从甚密,并且一直通过书画上的交往主动保持这种联系。

曾任平定州知州的魏一鳌就是傅山最慷慨的赞助者。傅山曾因迫于生计,请他借查荒之际,减免土地税。而在傅山及其亲友与入清后新崛起的地方势力发生冲突时,魏一鳌也代为周旋。

在被指控为密谋造反的“朱衣道人案”中,傅山又是赖魏一鳌和龚鼎孳、曹溶等仕清官员的全力营救,得以安全获释。另外,如第一章谈及明代白银货币化带来东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印刷文化的勃兴以及相应的书法趣味、表现形式的改变,亦清晰可见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训练的烙印。

学者们在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与微观的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时,易流于内容大而空洞和牵强的联系。其结果是将两个有相关关系(correlation)的事件误为甲导致乙的因果联系(causality)。

如余英时先生所强调的,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宏观的社会变化并不一定导致书法艺术产生相应的改变。因此书法研究中,不能因为对宏观的重视而忽视来自书法艺术内部的力量———这可能是书法演变之最大推动力。

比如在谈及清初碑学一路古拙书风的兴起,习见的解释是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同时朝廷对于赵孟瞓、董其昌秀美的帖学书风的提倡,造成了民间文人对金石碑版的兴趣,对帖学的反动。

这些原因可能很重要,但绝不是全部。白谦慎在书中就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脉络,即明末对“奇”的狂热导致了文人篆刻的兴起和书法作品中标新立异的古文字的大量使用,继而引发了对古物、秦汉碑拓本的收藏和研究,以及清初访碑的活跃。

这一系列的活动促进了书法家审美观的变化和对古代金石书法的重视。可以说,清初碑学思想的萌芽是在一个长期的物质和审美观的准备后才逐渐进化而成的,是政治、文化和书法本身几个方面相互影响后的产物。

《傅山的世界》一书英文版自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后,在艺术史学界和历史学界反响极佳。评论者除了对白谦慎“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对书法进行宏观研究”(香港学者莫家良语)给予高度评价外,对其巧妙而精致的叙述方式亦赞扬有加。

如S.Skaggs在美国最大的书评杂志《选择》(Choice)上指出:“阅读此书是令人愉悦的,书中充满了色彩绚丽的细节。白先生在讨论本书的课题时不但表现了学术上的严谨,而且他对史实的叙述也给人以悬念和魅力。他向人们证明,他不但是一个好的学者,而且还是位优秀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