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知乎 余英时谈蒋介石:他有修养 有尊重知识分子的雅量
东方早报:近些年大陆学者刘小枫、甘阳等组织了很多对西方经典的翻译和重译,他们提出要"重新阅读西方",要在西方学术思想的源流里理解西方,并批评晚清以降的严复、胡适等人在面对西方经典时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态度,导致对西方的误读和误解,而这种误解又影响了中国思想的创造,这种观念影响了时下很多的知识青年。
当年《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等对胡适、陈独秀等西化派也有类似的批评。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估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引介?
余英时:胡适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的训练,但他并不盲目信奉任何一家一派的哲学,包括杜威在内。他遵从的是杜威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杜威基于美国背景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特别的哲学内涵。关于这一点,我早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因此今天批评他"误读"、"误解"西方经典云云,恐怕都是因为对他的哲学训练缺乏了解所致。现在我要引罗素评胡适《先秦名学史》中的两句话来答复这种指责。罗素说:"他(指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教授没有分别。"(引在我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中)我想罗素的判断也许更为可靠。
总结地说,胡适无论是推动文学革命、研究哲学史、批判社会(如"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或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都得力于他在美国7年训练中所获得的现代思想方法,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这些新方法已化为他的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因而无论运用在哪一方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蔡元培在一九二二年左右到纽约和中国留学生谈话,特别鼓励他们在美国首先应该学得"点石成金"的那个手指头,也就是"方法"。冯友兰在报告了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说:"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
"(见《三松堂自序》)冯在哲学上是和胡不相合的,因此这一评价具有高度的客观性。我想将这一评价加以推广,认为胡在各方面的"启蒙"作用都应该归功于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创造了现代中国的
公共舆论"
东方早报:胡适在1923年6月4日的《努力周报》曾发表一篇《政论家与政党》的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写作监督政府的超然于党派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政论,他的一生从早年的《新青年》到后来的《新月》、《独立评论》等,一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国》,一直是公共舆论的核心人物,也是自由、民主和宪政等基本价值的矢志不渝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有人认为胡适最大的贡献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政治,而是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在大陆高校新闻专业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中,提到胡适的地方非常之少。在你看来,是什么因素导致胡适在新闻史上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
余英时:讲到胡适和政治的关系,我想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年代初,大陆社科院院长胡绳领队到美国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会后访问了耶鲁大学,由我代表校方接待他们。在宴席上,胡绳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反对他,但在学术上还是尊敬他的。
"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都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因为后浪推前浪,这是无可避免的。但胡适的政治主张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根本未曾落实过,因此还是新鲜的,并没有发生"过了时"的问题。
我的原话当然比较委婉,但意思是很清楚的。胡绳先生很有风度,并未露出半点不快的样子,以下便转变话题了。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今天大陆已有不少知识人也接受了当时我所谓"海外的看法"。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这一基本方向即使在今天的大陆也还完全适用,一点也用不着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等,在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等"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也还不迟。
在这一争论中,胡适一步也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
你们说,有人认为胡适的最大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便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所以我不认为舆论空间的创造可以和政治分开来。至于大陆新闻史教材中不给胡适地位,这不是他的问题。
东方早报:1990年代以来,大陆的学术界和民间思想界写作、出版了很多有关胡适的著作。胡适的日记、书信等不断出版、重印,可以说胡适对当代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胡适的影响似乎仅仅局限在知识界之内,大陆的维权、社会运动、有限抗争行动等基本的思想资源是一些翻译过来的社会理论等著作,甚至有人指出,胡适不太关切平等和社会公正等议题,而偏向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议题,在你看来,这是不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中国社会,胡适与大众维权运动越来越远的原因?
余英时:你们说,胡适的影响仅仅限于知识界之内,而今天大陆维权、社会运动、有限抗争等,其思想资源来自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也与胡适不大相干。我想这里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误解,时代在改变,新问题层出不穷,胡适的著作中自然不可能为今天大陆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胡适在政治上和在学术思想上一样,他的最主要作用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今天维权等等活动显然和当年胡适所"开"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五四"时代"德先生"的记忆一直若隐若现地保留在知识人的潜意识中,因此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终于全面复活了。
这段历史你们都很清楚,不必多说了。今天维权的思想和行动也不是忽然从空而降,正是由八十年代追求普世价值演变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一"五四"的远源,今天的知识人未必会忽然想到要向西方著作中寻找相关的思想资源。胡适开风气之功即隐藏在"五四"遗产之内,至于人们是否还记得他的贡献,那已是毫不重要的事了。胡适深信"社会不朽"而绝不重视"个人不朽",所以这一点根本不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