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后 再无大师(转)

《为什么民国之后无大师?》转贴 作者未知
站在人才学的角度仰望星空,20世纪上叶的中国确是群星璀璨,虽然历经战乱、灾祸、外敌入侵与王朝更迭。为人类文明和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科学巨匠与文化大家如钱学森、杨振宁、李远哲、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高锟和任继愈、季羡林等等,基本上都在***统治下接受基础教育。

更长一辈的大师级人物如胡适、鲁迅、***、陈寅恪、林语堂等,则都是在清朝的私塾学堂度过童年。

大学远去,留下了“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果作一纵向比较,说当今的中小学水平不如晚清的私塾教育也是有道理的。问题出在哪里?近日杨东平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报告“中国教育的文化变更”,梳理出“教育理念”、“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三大病症,已经很到位。

如此君所言,核心价值观一日不变,则中华文化和中国教育一日无望。当今文化现状如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列举了盛行不衰的六大“潜文化”(参见推荐博文《中国何以出不了大师》:一是厚黑文化;二是痞子文化;三是犬儒文化;四是游民文化;五是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文化;六是市侩主义文化……袁教授分析的太透彻了,故本人重录于此。

若是读者有心细察,今日在官场和学术殿堂混得好吃得开的,是不是都符合这六条人才标准?余不多说,要道民国时期主要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秘诀吧。
一是学校享有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

大学里教授治校,中小学校长具有人事、财务、教务三大基本权力。虽然那时县立中学的校长由县长兼任,但只是挂名以保证学校的地位与规格,教育教学业务一般由实际的校长说了算,***和民国和谐的整治势力很难直接渗透到校园。

总而言之,是真正的内行办学,教育家办学。在抗战中,国民和谐有人提出要 “按战时体制办学”,蒋介石不允,说是“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作战时看”,不干涉学校具体如何办。
二是教育经费得到充分保障。

战争即起,中国的海关关税几乎为零,东南沿海工业城市为敌所占,财政收入不及平时四分之一,而开支增加了10倍,每年的军费开支占总支出63%,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十万大学生读书不收学杂费,教授每月120大洋,中小学教员每月80大洋从不拖欠。

三是道德教育毫不松懈。大家在影视作品和文字材料中见到蒋介石经常把“礼义廉耻”挂在嘴边,其实这是国民和谐倡导的道德教育的核心“四维八德”之“四维”,他发起“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准则,并将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早在他之先,孙中山先生就在论述“民族主义”时讲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他说:“穷本溯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讲到中国的固有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

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放弃。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我们以后对於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我们要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尽管国民和谐非常腐败,但无论机关还是学校,和谐还是民间,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还是存而不废的。
四是爱国与民族奋斗精神得到弘扬。如***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民国时期的青少年大多数为爱国而勤奋学习,尽管那时学生运动不断,热衷整治的知识分子也为数不少,主要还是因为爱国热情使然。

自清末至民初,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深深激发了诗读书人内心的民族情绪,发乎外则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发乎内则表现为勤勤恳恳地学习。

不管怎么闹怎么乱,书斋教室总是安静的,读书人并不为找一份好工作而读书,也不见得有多少思想动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在读书人身上是延续下来了的。
……论穷,民国是历史少少见的穷国;论弱,民国亦是世界上最弱的大国;要说乱,国民是古今中外乱象纷纭的时代。

将士打仗用命,学生学习刻苦,故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得以胜利。培养的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看固然不多,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则是稀有的星光灿烂,如前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言,那是 “一个最流氓地痞的时代,也是一个最英雄豪杰的时代”。如是之故,新中国得享其惠,国祚也得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