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的杂文 一个时代的伟大代表——巴金在中国文人心中的形象

南方网讯 巴金在中国文人心中,是怎样一个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评论家,或接受记者采访,或撰文,或在会中表述。今天,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离世。但是,他们真切的话语留在记者的笔记本中。重读这些,见证一个伟大的形象。

二十世纪的良心

曹禺:你是文学巨人,高举火炬照亮人心。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

冯骥才:由《家》到《随想录》,他一直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作家是生活的良心。它纯洁、正直、敏感,且具先觉性。在封建迷雾笼罩世人时,他呼唤着觉醒的青年一代从令人窒息的封建之“家”冲出去;当文革暴力刚刚灰飞烟灭时,他不是跳出苦难开怀大笑,而是紧皱眉头,拿起世界上最沉重的器具——笔,写出心底思之最切的两个字:忏悔。

他不饶恕文革,也不饶恕自己。因为他希望心灵的工作首先是修复,包括道德和人格的修复。他知道只有人的健全,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健全。

由于这样的作家的存在,使我们觉得生活和文学中一直有一种良心可以实实在在的触摸到。这种良心是忠于生活和忠于文学的。它使我们相信生活,紧拥不弃:也信任文学,牢牢捏紧手中的笔。那就不必搭理那些乱嘈嘈的商品文字和花拳绣腿的文本游戏。作家的良心是文学的魂。魂是一种精神生命。我们从巴金的作品一直可以摸到这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的跳动着。

谭洛非、谭兴国:他用众多的长篇、中篇、短篇,以及散文、特写、杂文等建构了一部异彩纷呈的二十世纪人类心灵的发展史。那对美好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执着追求,那自始至终充溢着的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使它冲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激发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同情和觉醒。

在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座互相沟通、理解、团结的桥梁。正如巴金先生自己所说那样,“把人的心拉得更近了。”而它本身,也就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一个时代的伟大代表

汪应果:他的生命己整个地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这一生命与文学进程相重应的现象,本身就赋予巴金一生特殊的意义。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个时代的伟大的代表。

张民权:巴金终其一生都竭力站在正义、真理和人民一边,是那种努力重视“终极关怀”的作家。在巴金那里,有一种一般作家不易达到的高尚纯洁的道德力量。就是努力追求做人与为文统一的崇高境界。巴金这种富有高尚的人格在本世纪文学史上,对许多作家产生了影响。这些年还影响到整个文坛的习尚和风气。

张洁:巴老自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以来,始终是一个无畏的旧制度、旧势力的批判者。在这样一位长者面前,我应该时刻检点自己。任何游戏文学的念头,都应受到良知的谴责。

陈丹晨:他的宽大的胸怀、悲天悯人的精神,使他想到的是奉献,是付出,立志献身人民,为他们而写作,鞠躬尽瘁,九死不怕。他热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兴旺发达,我们民族能够进步向上,整个人类社会变得合乎理性,快乐而自由。他的文学之根深植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土壤中,深植在广大读者的心底。同时,也庇荫和培养无数的文学后人和几代读者。

唐金海:巴金的精神:一个世纪以来以爱国主义为基础,坚持不懈地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激烈持久地反对封建专制礼教;以自我灵魂为基础,毫不留情的忏悔和剖析。

曾敏之、刘以邑:先生从“五四”直到如今,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作了杰出贡献。您以文学大师的创作,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人格力量,对中国文坛,对反封建争取民主的人民事业赋予巨大的推动和影响。

林忠民:年轻时看《家》、《春》、《秋》,年老后就想看巴金、萧珊。所以不远千里来到上海。不必说话,只要看一眼,就心满意足了。就满足了我们几十年来向往的心情。

常青的文学大树

汪浙成:是常青的文学大树,在追求火与热的艰涩中伸展根须枝叶。我们在树下呼吸感悟,灵魂中也弥漫着爱。

陈丹晨:巴金和他的作品像一株饱经风雨的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他的文学的根深植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土壤中,深植在广大读者的心底,同时也荫庇和滋养着无数的文学后人和几代读者。

张光年:他的文学作品,为海内外广大读者所传诵。在20世纪的中国,他的作品启发、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我国青年,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雄心壮志。这些作品将在人类文化宝库中永被珍视,长放光辉。他一贯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他真诚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艺术,真诚地对待读者。

冯牧:巴金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与世纪一起经历、跋涉过来的同龄人。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怀人类的命运。他在思想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建树,都体现了人民的呼号、愿望和心声,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和生活,进行深刻探索和思考的重要结晶。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陈荒煤:我的文学生涯是从巴金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开始的。巴金说,要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自己的灵魂。

叶辛:每次我到他那儿,他从不问我当了什么官,而问最近在写些什么,然后告知我要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这是对年轻人最大的关心和爱护。对上海这座城市而言,巴金始终是一种文化标志。

陈思和:90年代初,我与几位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合作,自筹资金推出系列丛书《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等。这个思想是从巴金三四十年代编辑《文学丛刊》中获得的。我们的目的是为在转型期间争得知识分子的一个学术空间。巴老不仅用他当年编丛刊的经验鼓励我们,还题写了“火凤凰”3个字。

我把巴老的题字,用在丛书的扉页上。在一个新书订货会上,人们看到有巴金的亲笔题词,纷纷订购。原来,我们想能发行3000册就不错了,结果一次征订就超出了5000册。巴老的声望,可以倡导出一种读书的社会风气。

讲真话的一面旗帜

冰心:巴金忧郁时,就是他最自然的时候。巴金充满了真诚,心是真诚的,话是真诚的。他不说假话,对祖国、对人民从不说假话。他是一个热水瓶,外面凉,里面热。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萧乾:巴金是一个对人对己都很诚实的人,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总是把他的心血、悲欢尽情地倾泻在纸上。真话万岁!

王元化:学会讲话只要一二年就行了,学会讲真话却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说真话,这就需要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我感到巴金既有一颗火热的心,又有一副冷静的头脑,所以能够用热烈的激情感染我们,用清醒的思想启迪我们。

汪曾祺:我看他的书,很痛苦。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我看这个血可以止住了,让别人去流吧。

刘心武:巴老,我要像您一样,一辈子说真话。

谌容:《随想录》150篇,似乎都是信手写来的散文,之所以称得上是文学精品和历史文献,就在于作者讲的全是真话。讲真话,说来容易,做来难。扪心自问,我们活了这么些日子,走了人生大半个旅程,说了多少假话啊。巴老说:“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

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位中国文学的大师,回顾一生所作的剖白,读了令人心酸,也发人深思。巴老说自己写的不是“传世之作”,我以为确是“传世之作”,也只因为它是真话。

赵丽宏:他使我懂得了——真,是为人为文的生命,没有真,就没有一切。他不是文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他对自己解剖之无情,在中国没有第二人。每件事,他都从自己身上寻找不足,他是一个真实的朴实的人。我从内心尊重他。

李辉:他的思想与生命同在。热情是火,痛苦是云,云与火的景象下,走着一个真实的人。

赵长天:原上海作协不团结。巴金能够团结所有派别的人。他们对巴金都很尊重,都能谈真心话。这是什么道理?是巴金的真惰,巴金的凝聚力。他有博大的胸怀,对人宽容,珍惜友情。

鲁迅之后的伟大文学家

王元化:如果说巴金晚年的散文与年轻时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他对人生对世事的思考更深邃了,从而抓住了世事的真谛。古老的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传统资源,可以使它和现代化建设接轨。但是,也要提防死的支配着活的。鲁迅以他的讽刺揭示了这一点,巴金以他的热情揭示了这一点。无论鲁迅的讽刺和巴金的热情,在文学风格上存在多少差殊,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分明的事非和热烈的爱憎。

柯灵:《随想录》充满了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榜样,巴金是又一个榜样。有没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内心生活,是真作家假作家不可逾越的界线。

冯牧:巴金的《随想录》是一本大书。我很同意这种看法: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

张洁:我轻易不用“伟大”这一字眼,因为它有点被人滥用了。滥用在一些远不像巴老那样应该得到它的人的身上。难道巴老不是鲁迅以来我们这个时期最伟大的作家么?

孙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鲁迅与巴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管人们认为二者有着怎样的差异,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在鲁迅与巴金的身上,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某些共同的精神品德。他们以自己的作品和人格,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