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临死前说的话 谭嗣同的绝命诗
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
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
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
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
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
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撼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惨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这,是一首绝命诗,是一首表达作者全部所有的绝命诗,是一首在狱中为自己写就的祭死之诗!
诗的后两句所写,都是指诗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昆仑”当然不是指人,“昆仑”也没有自比自赋、自狂自傲之义。而“去留”,我认为不是有些人说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试想想,“我自横刀,肝胆昆仑”,这所表达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壮!
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1]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2]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1]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
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
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
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
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
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
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
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是虚假的,但是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在旧中国那个史况下,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仁学》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在《仁学》中,谭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
“仁”是万物之源;“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谭嗣同对佛教思想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且还进行学佛的实践,谭嗣同将他的研究、实践成果纳入《仁学》之中。谭嗣同接受佛学,是因为佛学博大精深,并且有着“自贵其心”、积极进取的救世精神。
在学术上,谭嗣同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谭嗣同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
谭嗣同代表著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谭嗣同也被杀,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后人永远去敬仰。
(唐才常、谭嗣同)两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同样是湖南人,同样是书生救国,稍早的曾国藩走到了传统“人臣”道路上的最高阶段,而菜市口引颈待戮的谭嗣同,则有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这种悲壮,终结了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开创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国之路。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北京西城区政协主席杜灵欣:作为近代中国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的思想学说得到后人重视,他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爱国精神更是时下锐意创新、不断深化改革需要的一种精神传承。
湘潭大学副校长、湖南湘学研究院副院长王继平教授:谭嗣同是湖湘文化、湘学的产物,是湘学的杰出代表,同时他又弘扬了湘学,促进了湘学的近代转型。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
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的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