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中心 任弼时与苏区中央局

[摘要]任弼时从1931年4月来到中央苏区到1933年4月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两年,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参与制定了具体的战略问题,并担负起苏区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和战争后勤工作,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使苏区中央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规,为苏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任弼时 苏区中央局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者简介]安娜(1981—),女,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

为了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江西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召开期间,项英于1931年1月15日先行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宣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代表中央管理和指导全国苏区,管辖江西、闽粤赣、湘东南、湘鄂赣、赣东北等各苏区,领导人选不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1]P168。

苏区中央局从1931年1月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两年多时间里,先后领导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并筹备了苏区党代会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使苏维埃红色政权首次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

任弼时从1931 年4月来到中央苏区到1933年4月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两年,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及党校校长。由于这一时期中央苏区战斗频繁,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和继任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主要负责前方战事的指挥工作,任弼时作为留守后方的主要负责人不仅要参与制定具体的战略问题,还要担负起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和战争后勤工作。

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使苏区中央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并在反“围剿”作战和土地改革方面支持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主张,维护了正确的路线,筹备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为苏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筹建中共苏区中央局,使中央局和各苏区党的组织工作在战争频繁的环境中逐步走向正规化

1931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苏区的代表团负责人赶赴中央苏区,参加了最后一天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并立即着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在本次会议中, 中共代表团首先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形势的估量,并和与会同志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接触,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执行中共六大的正确路线,在重要问题上思想渐趋统一,且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决议。

按照中共中央在《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的规定,在苏区设立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地方党部工作的组织,决议还提出中央局要在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定期召开各级代表大会,有系统地进行各苏区党的改造工作。

虽然在中央代表团去中央苏区之前,项英已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但是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中央局的工作没有实质性地开展起来。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的办公地点才确定下来。任弼时立即着手完善中央局的组织工作, 首先成立了组织部和宣传部, 并出版了中央局的宣传刊物《战斗》,成立了党训班。

但是,此时中央局机关的人员太少,只有“弼时、稼祥、项英”三人,其余人员都在前方,以致于“人手甚少,连技术工作都成问题”[1]P170。

因此,任弼时吁请中共中央派干部健全中央局机关,特别是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和书记。任弼时根据对中央苏区形势的判断,两次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1]P175。

同时认为毛泽东有“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因此提议“以毛代项” 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尽管最后中共中央十分强调中央局的任务是领导和帮助各苏区党的工作,而不是代替各苏区的最高党组织,中央局的领导人选只能由中央派遣和指定,但还同意了任弼时提出的由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并确认中央局的人员由七人组成,分别是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

这样,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在组织上统一了,为后来开展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在反“围剿”作战和土地改革方面,支持毛泽东、朱德等的正确主张,维护了正确的路线

任弼时由于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对农村工作特别是军事斗争没有实际的经验。因此,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他一方面特别注意听取毛泽东等提出的重要意见,另一方面他虚心学习,实事求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通过参加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方针的正确性。

1931年4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面对于四倍于己的敌人,苏区中央局与总前委内部对战略方针展开了激烈争论。以任弼时为负责人的代表团传达了中央精神,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

毛泽东、朱德在认真分析敌军的情况下,坚决反对转移和“分兵退敌”,并提出完全可以克敌制胜、扩大根据地。会议对战略方针发生了争论,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对争论也“未置可否”,但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扩大范围,吸收全军军长、政委及参谋长共同商讨。

经过争论,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团同意毛泽东、朱德的正确主张,苏区中央局作出坚决进攻、艰苦奋斗、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定。

在面临着急剧变化的战争形势,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的负责人审时度势,认真倾听不同的意见,体现了作为一名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的办事风格。毛泽东后来说,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2]P424。

土地改革方面,任弼时支持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会议充分肯定了“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的政策,并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执行中共六大的正确路线,贡献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许多宝贵的经验”。

1931年7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派欧阳钦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央局成立以来的工作。8 月底至9月20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三份指示,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的长信中指责中共苏区中央局“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在土地政策方面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即“对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持动摇态度”,没有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使土地革命的成果为富农所攫去”。

[1]P171 对于此指责,任弼时虽然接受中央关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非阶级路线”的批评,但在10月底给中央的复信中仍然认为四中全会未能在思想上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故以后不久的“左”的路线的产生仍易为接受。

但是在个别问题上,在实际的执行中未能在各方面完全地贯彻, 例如土地分配问题,“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已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1]P175。

三、负责筹备中共苏区党代会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为了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要召开中共苏区党代会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筹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苏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为筹建苏维埃共和国提供了条件。

为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以任弼时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代表团赶赴苏区,除了进一步加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筹备两会的召开。但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对地方工作根本无暇顾及。

在中村大捷后,任弼时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才离开部队,将中央局机关的地点固定在永丰县的龙冈。稍稍安定之后,任弼时立即着手召开苏区党代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首先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布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红军两次反“围剿”胜利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革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于八月一日召集大会。但是,因为选举代表需要较长时间,再加上各苏区之间交通十分不便,因此中革军委又通知大会延迟至十一月七日举行。

1931年7月,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又接踵而来,苏区中央局多数人均在前方,留守后方的只有任弼时、王稼祥和项英三人。王稼祥主要负责苏区中央局党报《战斗》,项英负责军委工作,因此两会的筹备工作主要落在了任弼时的身上。

任弼时在党报《战斗》第二期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活动》文章,要求党的支部全体动员,深入宣传,热烈拥护苏大,参加选举运动,鼓励选民批评政府过去的工作,建立真正的工农民主制,整顿和强固组织,并使选举运动和准备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扩大红军及分配土地等工作联系进行。

[1]P170 8月,他又在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要求召开各区的代表大会改造组织,加强区委对支部及工会、政府、各群众组织的领导,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召开两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八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

同时,任弼时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积极为大会组织起草文件。他主要负责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为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付出了艰辛劳动,同时还兼任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负责审查代表的提案。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离召开苏区党代会和全苏大会的日子不远了,任弼时、毛泽东等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筹备两个大会的重要任务上来。在十月和十一月,临时中央向苏区中央局编发了七次专电,就党代大会决议的基调、临时政府人员安排等作出了具体指示,要求中央局根据来电的“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3]P267 按照中央局分工,由任弼时起草《党的建设决议案》。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会议检查总结了过去的工作,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红军问题、苏区工会和青年团工作等决议案。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任弼时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战斗频繁、交通困难和物资困难的条件下,任弼时为两会的召开付出了大量心血,显示了其高度的组织才能,被代表们誉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

四、指导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好战争动员和后勤保障工作,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任弼时担任苏区中央局常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期间,正是中央苏区集中反对国民党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期。前方的战斗异常激烈,后方的中心工作是扩大红军,筹集战费,抽调干部开辟新区的工作,以及优待红军战士家属等工作。

任弼时虽然没有亲自到前线参与指挥战斗,但是他将这些工作看作与前方军事工作同样重要。他认为,“军事上的进攻无疑是残酷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是并不是进攻路线的全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健全苏维埃的工作,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和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的基本工作”[1]P205。

这表明他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注意到了后方的工作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扩军参战,而是应当将党的建设、动员宣传、扩大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经济和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联系在一起。

首先,要改造和加强党支部的组织与工作。任弼时指出,中央苏区党的工作有很大的转变和进步,主要表现是党员数量增加,在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完成各项战勤工作中领导和动员工作增强;但是,支部生活尚不健全,列宁主义教育缺乏,反倾向斗争还极不深入,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广泛地组织、动员、武装和领导群众来参加当前的战争,“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4]P71。

因此,必须要对支部和地方党部进行全面改造和加强。

支部的改造要顺应环境的变化,在中央苏区的战争环境下,支部的改造就是要适应战斗环境的条件与需要,详细规定党支部的基本任务、组织分工;建立集体领导和巡视员制度;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建立支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同时,任弼时提出可以在一个区建立一两个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作为榜样,来推动全部支部的改进。

其次,在政府工作方面,任弼时强调要建立真正的代表会议制度,要使选民数量具有广泛性。要积极建立各种委员会,吸引代表到各个委员会去工作,这样就可以使选出的代表与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可以使委员会很好地集中群众的意见。

省县区各级政府要确立集体领导的工作原则,多吸引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到各支部工作。在群众组织方面,任弼时提出要注意党组织在工会、贫农团、政府、地方武装、青年团、妇女组织、反帝拥苏同盟等革命组织中的领导与推动作用。

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两年,不仅完善了组织机构,而且负责筹备了中共苏区党代会和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与筹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保证了前方战争的人员组织和后勤补给。

作为苏区中央局的实际组织者,任弼时在思想上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特别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后,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任弼时更加感到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性,认为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是必须纠正的“错误解释”。

因而,任弼时在思想上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被博古等人认为“不合手”,被调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但是,真理最终是要显示其光芒的。作为一名真诚的革命者,任弼时历经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后,最终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其主要政策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