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详解易经64卦全集 人文•大家|傅佩荣:人要用真诚安顿自己的生命

傅佩荣,1950年生,祖籍上海,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教授在中西哲学方面的研究长达50年,曾担任央视《百家讲坛》、凤凰卫视《国学天空》等节目的主讲,著有《哲学与人生》《儒家哲学新论》《论语之美》等著作。

近日,傅佩荣教授新作《傅佩荣讲孔子》出版,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探究孔子的思想内涵与理念。《齐鲁晚报》“大家”专栏对傅佩荣教授进行了专访,畅谈孔子、儒学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齐鲁晚报:您研究中西哲学长达50年,站在中西文化的制高点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视野很独特。您如何评价孔子在轴心时代四大哲圣中的地位?

傅佩荣: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耶稣创立了基督宗教,这两位是宗教的创始者。但孔子不是宗教的教主,他跟苏格拉底比较接近。苏格拉底开启了西方求真务实的精神,对哲学和科学有很大的启发;而孔子把重点放在了人生关怀方面。

孔子肯定人性与善的内在关系,提出人生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特色是让人的生命在现实世界得以安顿,并且拥有后续的发展,让整个社会可以越来越好。他不谈宗教教义,而是强调人生关怀,主张从人性与善的关系中,找到人生的出路。

齐鲁晚报:您一直说孔子是哲学家,有他的系统理论和完整的价值观。能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价值观的构成吗?

傅佩荣:哲学家的基本特征是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和建构系统。孔子作为哲学家,他澄清了一些重要概念,比如“仁”和“礼”。他将所有的价值观建构成设定的判断,比如强调人不能只是小人,应该设法成为君子,做君子的标准包括“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等。而建构系统,是让你知道人生有个最高目标,就像孔子一样,“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不是单纯人间或自然界的事情,而是人对自己生命的认识。

所以孔子的价值观简单来说可以分三个阶段、六个层次:一是“自我中心”阶段,此时有两种价值,即生存与发展;二是“人我互动”阶段,此时的价值是礼法与情义;第三个阶段是“超越自我”阶段,此时的价值是无私与至善。这个价值体系对现代人还是很有启发的,很多人把它跟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照,但显然孔子更为完整和系统。

齐鲁晚报:以儒家为主轴、以道家为辅,您对于儒家思想总结归纳出“约、恕、俭、敬”四字诀:“对自己要约,对别人要恕,对物质要俭,对神明要敬。”这简单的四诀心得,对当下社会是不是很有指导意义?

傅培荣:第一,对自己要约。当前的社会是自由开放的,特别需要对自己多加约束,如果只靠外在的规范是不够的。第二,对别人要恕。恕就是互相尊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第三,对物质要俭。如今环境保护已成为普世价值,对物质要俭就符合这点。最后,是对神明要敬。对于我们的祖先要有敬畏之心,对天地万物的根源要有敬畏的心。

齐鲁晚报:孔子一生努力向诸侯国君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却屡遭碰壁。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却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您如何看待孔子的这种“固执”?

傅佩荣:简单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比方说一辆游览车,司机要带大家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但车开了一半,司机心脏病发倒下来,请问在车上谁有使命和责任继续开车?就是懂得怎么开车的人,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人。

对于孔子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使命感就是孔子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舍我其谁的一种责任感。儒家具有忧患意识,认为人的社会需要国君和老师,否则很难走上正途,人都需要受教育,而这要由老师来承担,才能让一个人学习并且努力实践成为君子。

齐鲁晚报: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孔子及儒家思想并不占优势地位,汉代以后,儒家思想逐渐被普通大众所接受。您能否从哲学和思想价值角度,来分析儒家思想是因何被普通大众所接受、认同并长期遵循的?

傅佩荣:第一,温和的理性主张。认为每个人只要学习、发挥理性的能力,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生目的。第二,深刻的人道情怀。《论语》中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家里马厩失火,他回来之后只问是否有人受伤,而没有提到马的损失,代表他关心每一个真实的人。

第三,乐观的人生理想。相信德行修养是人人可以达成的目标,并且因而可以活得快乐而有意义。此外,儒家从孔子开始将古代的经典整理修订,儒家的后代弟子大部分以教书为业,是传经授业的老师,有传播优势。但如果没有前面有关理性、人道、理想这几点原因做铺垫,中国人就算暂时接受了儒家思想,也不太可能从中学会安顿自己的生命。

齐鲁晚报:变与不变,往往是一个哲学家终身要面对的问题,孔子既追求“一以贯之”,又善于因材施教。该如何看待孔子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傅佩荣:孔子在《论语》中介绍过古代七位圣贤,他们按照自己的个性与时代的情况展现自己生命的特色。随后,孔子说自己“无可无不可”,代表他心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出于真诚、遵守社会的规范,因此真诚与规范是不变的。什么时候要变?就是你与别人往来,必须进行灵活的判断,这就是要变的部分。因此孔子被孟子推崇为圣人里面最讲时宜的。

齐鲁晚报: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怎样看待仁与礼的关系?孔子把“礼”摆在极高的位置,然而,孔子所追求的周礼早已与当代人的生活格格不入,您认为“礼”在当代的价值是什么?

傅佩荣:孔子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的学生颜渊请教“仁“是什么,所以孔子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给出了答复。但是很可惜,后来大家把“克己复礼”分为两个部分,好像这个“己”天生有问题,所以要克,礼是最好的,所以要实践礼,复礼就是实践礼。

但是孔子后面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强调一个人的主动性。礼被摆在极高的位置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规范,而仁是每一个人对自己当前行为的抉择。很多人行礼如仪,却缺乏内心真诚的态度,只是被动地行礼如仪。我认为,“克己复礼”是一个整体,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才是人生的正路。真诚的心是礼的实质的内涵,这是礼在当代的核心价值。

齐鲁晚报:相比西方哲学,儒家哲学更强调真诚,由内而发,再选择人格成长的环境。您提到教育有三件事最重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在如今的人才教育、人格教育、人文教育中如何得以体现?

傅佩荣:“兴于诗”跟“成于乐”偏向人文教育,要求调和自己的情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安顿。人才教育在这里并不明确,因为人才是要用之于外的,需要有专业知识与技能,才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礼特别跟人格教育有关,一个人的人格需要具备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要出于真诚的内心,主动去实现道德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懂得规范是什么,所以“立于礼”偏重于人格教育。

齐鲁晚报:我们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获得内心的安定与幸福?

傅佩荣:学儒家一定会谈到真诚,人只要真诚就会有自信心。你按照人与人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跟别人互动,内心的安定与幸福自然就能出现。同时,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时也不要忘记还有道家,学道家会让你体会到道是无所不在的,你的人生带着儒家的自信与道家的自在,就不会再彷徨迷惑。

齐鲁晚报:您的书中讲过一个例子:“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问如果可以隐形的话,你要做什么?……结果接受访问的民众80%说要抢银行。”这说明人本来就是被动的,而人生成长的关键,是要化被动为主动。儒家教育如何诠释这一点?

傅佩荣:第一步就是要有自我的觉醒,“我欲仁,斯仁至矣,”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能推卸责任。人生确实是被动的,因此成长的关键就要化被动为主动,在没有人监看的情况下,仍能按照自己的良知和法律规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学儒学一定要掌握到孔子思想的特色,就是“自我的觉醒”,这是一个人建立自己人格、树立人格尊严的关键。

齐鲁晚报:那么现今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起到了互补作用,是这样吗?

傅佩荣: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跟西方思想起到互补的作用,这个互补要看在什么层面。在个人修养层面,西方人重宗教信仰,道德往往跟宗教脱离不了关系。儒家的思想不是不谈宗教,而是不谈特定的宗教,但对天有很明显的信念,强调顺天命。在道德层面,西方的道德以宗教为基础,儒家以真诚出发。这些差异,对个体发展可以产生互补的作用,而思想互补还应进一步探讨。

齐鲁晚报:您在书中数次提到,后来人比如朱熹对儒家的解释已经与孔孟的本原思想不同了,但从谱系学的角度来说,它们一直在发展,并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如果再回到孔孟的原始思想,会不会造成思想连续性的断裂?

傅佩荣:朱熹的解释是对儒家思想有一种最明显、最大的断裂。譬如说朱熹提到三纲五常是儒家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三纲五常是经西汉董仲舒、东汉班固才确定下来,跟孔孟没有任何关系。从谱系学的角度来说,这叫做创造性的误解。因为有政治的支持,也有教育的配合,很多人也就接受了这种误解,拿它来作为生活指导的原则。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我们回到孔孟思想会让这个连续性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