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女儿为什么姓洪乔冠华为什么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官场失意

201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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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虽说乔冠华脾气耿直,爱发火,可悲痛起来却叫人惊恐.当总理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时,他又发出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全都哭成一团.等回来,我急忙给他的妻子章含之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注意一下乔老爷,总理火化时,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他毕竟是60出头的年纪了--我还没说完,就听见章含之在话筒那一头也泣不成声.乔冠华女儿为什么姓洪乔冠华为什么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官场失意乔冠华在极度悲哀的时候也流露出他起初的感情.他不仅将周恩来当做首长,也当做父辈敬爱.他犹如失去最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虽说乔冠华脾气耿直,爱发火,可悲痛起来却叫人惊恐。当总理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时,他又发出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全都哭成一团。

等回来,我急忙给他的妻子章含之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注意一下乔老爷,总理火化时,他的情绪过于激动,他毕竟是60出头的年纪了……我还没说完,就听见章含之在话筒那一头也泣不成声。

乔冠华在极度悲哀的时候也流露出他起初的感情。他不仅将周恩来当做首长,也当做父辈敬爱。他犹如失去最亲的人,在他的灵魂深处珍藏着最珍贵的感情,只有他自己一人独自品尝独自感受。

第二天骨灰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三天吊唁时间里,乔冠华推辞掉一切公务,天天去为总理守灵。当时中央规定守灵每天只去一个政治局委员,外交部轮流去一位部级干部。乔冠华是中央委员,外交部长,可以不必天天去守灵的,为了总理,他独自守到最后。

共和国外交部长最后一次为共和国总理送行,难道不也是暗示着周恩来时期外交部长生涯的结束吗?世界上许多自然现象可以预测,惟独政治气象无法先知。在乔冠华最后送别周恩来亡灵之后,坎坷的命运向他发出了灰色的请柬。

对于乔冠华,我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是个重感情、生性活跃的才子型的好人。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的外交史上,有3个人的形象在我的摄影镜头里特别富有个性:一个是周恩来,具有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个是陈毅,具有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个就是乔冠华,具有才子风度的外交家。

他们配合默契,各显丰采,为新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外交大门。他们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周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路敏捷且文才横溢。说到外交家,人们自然而然就要提起他们。

乔冠华虽说是外交部长,也比我年长10多岁,而我只是中南海专为毛泽东、周恩来摄影的记者,无论是官职还是年龄,我都属于他的部下和晚辈,可我们交往了10多年,又多次共同陪同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建立了很深厚的忘年之交。

这过程,也是他由外交部长助理到外交部长职务变迁的过程。可我从来没有感到我们之间有职位高低界线和年龄大小的差距。他总是乐呵呵地平视身边的同志,和他们风雨同舟,共度岁月。再因为他的个性直率、不端官架子和才子文绉绉的气度,手下的人都不惧怕这个上司,喜爱和他亲近,甚至和他嬉闹。

19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喜剧电影逗乐倾倒了许多观众,不知不觉乔冠华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献佛,把“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部长助理。就这样他带着这个雅号,走过20多年。

别人叫他“乔老爷”,他不生气。家人也不时地称他几声“乔老爷”,后来索性叫“老爷”,他全都认了。久而久之,单位上下,红墙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乔老爷”何许人也!

我和乔冠华打交道最多的一次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拉14国,那也是我们的初交。

我的新闻拍摄采访主要由乔冠华负责,发回国内的新闻照片也由他审定,不过他非常放心我的摄影技术。记得第一次送照片给他审,他却递枝烟给我,也不看照片,说:“你自己决定发稿吧,我知道,你的照片不错,不看了。”临了,把一整包烟也塞给我,这以后我成了他长期“特供”的烟友。既然乔冠华这样信任我,我也就不送他审查了。他的信任只能增添我的工作责任心。

他的夫人龚澎正好是新闻司的“头”,负责发新闻稿,我和他们两口子打交道相对比别人要多得多。在访问团里最叫人注目的也要数乔冠华和他夫人。一个是外交部长助理,一个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职务相差不大,又都在外交部工作,这次又一起随同出国,自然是大家注意的目标,也是大家寻开心的话题。男人一离开家,没有夫人管着,自以为可以端端男子汉豪爽气派的架子,不管在家里是不是“气管炎”,反正出来了就想当当“夫轻松”。

可乔老爷就不行了,没有他们那么自在,出国在家没有什么区别,妻子左右跟着,有时为了工作的问题还要争执一番,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夫妻斗嘴呢。说起来也冤枉,他们争争吵吵,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为自己的家事还真没有时间争吵呢,连孩子留在北京都顾不上管。

不过那时代的人好像只知道工作第一,特别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更是不能有半点分心,得把整个人都交给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地地道道的“工作狂”,即使出国也不轻松,甚至比在国内还紧张。

现在的人或许不理解,以为出国是游山玩水,领略异国风光的美差,想去只恨找不着门哩,你们还说紧张?要知道那时出国根本不是什么好玩轻松的事,更谈不上风光。每人的工作量就无法让你感到好玩,承担的重大责任更无法让你感到轻松。

我们出访有很严明的纪律,外国人馈赠我们的礼品几乎不和我们见面就全部上缴礼宾司,连吃饭也和国内一样要按规定交钱,跑14个国家每人只有30美元的零用钱,有什么风光?至于什么买大件、换外汇,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周总理更加严于律己,连出访服装都是他自己出钱制作的。我们至少出访服装不用自己出资。

大家不在乎经济所得,却很重视精神的充实。工作之余,大家娱乐方法也很多,打打扑克下下棋什么的,要不散散步。有时就凑一起取取乐,和乔老爷夫妇开玩笑时,我一般不参加,只是在旁边掩嘴偷偷笑,觉得乔老爷十分有意思,标准的乐天派。

不管别人怎么说笑,他不恼不急,甚至比别人更有兴趣,而且会突然乘人不备,来个“回马枪”。大家被他打“哑”了,他便开怀大笑。我从心眼里喜欢这位大个子却没有大架子的“上司”,和谁都能谈谈笑笑,渐渐地我和他也敢放开了。

乔冠华虽然是嬉笑怒骂、批评人尖锐、不容半点砂粒的人,但他也是非常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就很深。他最崇拜敬仰的伟人就是周恩来。如果说远距离仰望一个人能使人产生崇拜,那么,近距离相处后产生的崇拜是真正人格上的崇拜。

他们在一起相处交往了整整30年,从重庆办事处就在一起,在周恩来培养教育下,乔冠华由留洋才子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多次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重大国际事务。1971年率团参加联合国会议,首次代表新中国坐在恢复后的联合国席位上;1972年,乔冠华负责起草了中美公报,公报公布后,引起了世界强烈的反响,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后来又迎接了尼克松访华。

他这一连串重大外交活动,深得大家的赞赏。

1974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长,而关注他成长的周恩来总理却住进了医院。那时外交部情况复杂。我有时见到乔冠华心情苦闷,常常对我说很思念病中的总理。他说现在只有陪外宾去医院的时候,才有机会和总理说说话,多坐一会儿。1975年夏天,我为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拍下了最后的合影,留存了这珍贵的瞬间,就是乔冠华积极倡议的结果。

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来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

邓小平同志在再次被打倒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为周恩来致悼词。2月邓小平就遭到点名批判,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上又一次满天席卷。我当时听说外交部是右倾翻案的“重灾区”,真为老乔捏把汗!我知道乔冠华是一个没有学会“建筑城府”这种本事的人,不擅攀附,没有心计。对人对事都是“直来直去,辛辣味苦”。这大概决定了他命中注定要经受磨难。

对于乔冠华来说,周恩来逝世,犹如头顶失去一方晴朗的天,后来邓小平同志遭受批判,老乔的脚底又少了一块结实的地。记得总理丧事后不久他病了,这病是由于内心深处积郁了许多委屈而爆发的。听说他住进医院后,有人就借批邓风,把外交部的老干部也捎带上一块批了。

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进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不在主席面前谈什么,特别是外交部的事情。

整乔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始。那时,每次见到他,他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当不了啦。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卖红薯!”我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很为他担心。

记得在1974年5月,我去主席书房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事重重的。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的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

“嗯?……”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我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我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他是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

主席这样一说,我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主席发话,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

我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的,现在只有我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先解决部内的问题。”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始我们都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道是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等到6月成都之行,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党委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乔冠华爱抽烟,吞云吐雾。乔冠华爱喝酒,腾云驾雾。有了固体的烟和液体的酒作为他灵感助剂,写出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如山峦凝重,文笔极好极好。他的跟前始终不离两样宝贝,一是烟二是酒。几十年如一日:“恶习不改,痴情不变”。

他的嗜好正好对上了我的偏爱,因此我们除了烟友还是酒友。当然绝大多数都是我揩他老首长的“油”了。他有好烟好酒自然也不会忘记我,有时我们一同陪同出访,他会悄悄往我的包里塞上一条外烟,或是一瓶好酒,甚至国外的名牌打火机也会从他手里挪到我的口袋里。有时我不好意思,要好好谢他,他一听却哈哈笑,笑得他那大个子直摇晃。“杜山你就别客气了,不喝白不喝,不抽白不抽。”

1976年夏,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华国锋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和以往一样,高兴地上前打招呼。他见我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在沙发里,臂膀无力垂着,手里还夹着半截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执行右倾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有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枝烟给我,想点火,我没让,自己掏出打火机点了烟。

我估计他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自己独处,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态,让他安静地呆一会儿吧。我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误会,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老杜,老乔昨夜等通知,不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一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叫外交部的先走,飞机一早起飞。

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同机不要紧,关键是老乔有许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话听得出来她在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我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个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汇报也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我轻,又是章士钊名望家族的女儿,自幼个性倔强,观点鲜明,清高直爽,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唯唯诺诺是何物。

依我看,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老实说,我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评才怪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我们在宾馆住下后,大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我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我手里有留影的家伙,哪肯放过我?非要我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个证明吧。

成都是著名的历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看得出来,乔冠华只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

我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别人睡觉了,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

我们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我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我给他们照“黄色照片”。又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杜修贤叫去预谋,就是研究外交部大权的事情……”

天哪,我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少,何谈黄色?再说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为了叫他们紧紧挨着,乔老爷直笑骂我,说我拿他个老头开心。这可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何干?写大字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我怀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霉上了。

心脏的绞痛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这时毛泽东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乔冠华赶不上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1971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五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悉情况,有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

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再去美国参加联大开会。我在大会堂主席吊唁厅碰见他,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旁边的小会议室里休息,可能刚刚守完灵。

我坐到他身边,静静的,谁也不想说话,也不抽烟。他的肺常年烟熏火燎,已经出问题了,不得不节制。我坐下后感到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是累,是一种真正无奈的累。许久,乔冠华问了我一句话:“主席追悼会的请柬你领到没有?”我回答说没有。

他用忧伤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再没有说话:我估计他也没有收到请柬。那个特殊时期,出来参加活动等于验明正身,说明此人没有问题。以前凡是重大活动都少不了乔冠华的请柬。这次我也奇怪,听乔老爷一问,心里更嘀咕。

多年新闻经验告诉我,如果乔冠华这次上不了追悼会的天安门主席台,那么,他肯定遇到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我没有请柬问题不大,反正要上台拍摄的。后来追悼会那天,我特意留神寻找他在不在,谢天谢地,他在主席台上,但表情极为阴郁不快,听说是开会前一个小时才收到的请柬。

这兆头好像不吉利。我心里挺疙瘩的。

等乔冠华能脱开身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时他把精力放到了联大报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