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魁智要是早生几十年 于魁智:既忠于传统 更注重时代气息
近日,于魁智和老搭档李胜素等京剧名家来到深圳,为票友奉上了《满江红》和《柳荫记》两部复排的经典剧目。这是国家京剧院今年”推陈出新”的优秀剧目展演五部大戏中的两部。然而连同《杨门女将》和《大闹天宫》,其中四部都是复排的老戏,只有一出《曙色紫禁城》是新编的历史戏。
就在于魁智率团来深演出的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将中国申报项目京剧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京剧申遗成功。这对京剧界来说,无疑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京剧“申遗”的成功,作为当今京剧的“国家队”,到底是传承还是创新,究竟是回归还是跨越?对此,本报记者对京剧“第一老生”,同时也是国家京剧院副院长的于魁智进行了专访。
每年都会亮相春晚的于魁智出生于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是音乐教师,父亲是八级钳工。自小受到母亲的启发,加上先天嗓音条件,于魁智10岁起便开始学习京剧。1978年,17岁的他站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投考中国戏曲学院,终以优异成绩成为中国戏曲学院当年表演系仅招收的两名老生学员之一。
他先宗“杨派”,同时兼习多出文武老生传统戏,毕业后即进入国家京剧院一团至今。
今年3月,于魁智刚被任命为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指导,不过据说迄今为止,他去自己办公室的次数还不过十次。他说自己现在完全没有业余生活,每天就只有一个字:戏。“我毕竟是个演员,排练场才是我最该去的地方。”然而于魁智又不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演员,“我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要用严谨的创作态度重塑国家京剧院的形象。”
京剧的艺术风格是不能走样的
记者:国家京剧院此次共推出五部戏,但除《曙色紫禁城》外,其他四部都是老戏的复排。
于魁智:因为国家京剧院的风格就是忠于传统。其他四部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比如《满江红》连群众演员的衣服都是重新制作的。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观众欣赏京剧是闭着眼睛听的,有板有眼、有滋有味就行。现在的年轻观众不单要好听,还要好看,要色彩斑斓。京剧的发展不仅需要京剧专业团队的继承与接替,更重要的是观众也能够接纳。
记者:此次复排《满江红》,约有70%的是重新改编,内容和表演都有什么变化?
于魁智:岳飞是39岁牺牲的,而在10年前,也就是京剧前辈李少春先生主演《满江红》39年后,39岁的我和国家京剧院把这部戏进行复排,搬上京剧舞台。今年我们又把85岁高龄的原编剧之一吕瑞明先生请出来,五易其稿,进行修改。
旧版本中,岳飞和岳夫人的戏份都不多,“风波亭就义”后就没戏了,只有“牛皋扯旨”。现在我们把“牛皋扯旨”去掉,加上岳飞和岳夫人“庐山分别”等戏份。
全戏里面有民族情、夫妻情、战友情、兄弟情;从情节上更丰富、更合理、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同时对现实也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音乐唱腔上,除保留两个老唱段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新唱段。但这样的重新设计,还是要沿袭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先生几位艺术大师创立的《满江红》风格,因为艺术风格是不能走样的。
我是“没派”,既忠于传统,更注重时代气息
记者:唱戏几十年,你曾师从不同门派名家,在此过程中有何探索?
于魁智:我是“没派”。每一位京剧前辈都有自己非常独到深厚的艺术造诣,每一个流派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他们在自己的艺术鼎盛时期也并没有自己的流派,但有一种一脉相传的精神。
比如杨宝森、李少春、马连良先生都是在谭鑫培“老谭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条件、根据观众需求、根据与搭档的磨合,最终形成门派的。实际上现在时代也在呼唤着新的流派诞生。我是忠于传统的,我既学余,又学杨,也学李;但更重要的是,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沐浴着改革春风成长,所以我的表演哪怕是传统的,也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时代的节奏、时代的精神面貌。
所以无论是传统继承还是新戏创作,哪怕只是在一个综合性晚会上演唱“京歌”,其实都是为了展现新一代京剧人的精神面貌,来引领青年观众逐步了解、喜爱传统艺术。
记者:“京歌”其实是运用了京剧的元素。你能够接受京剧被新事物侵入到多大程度?
于魁智:我们没有想要颠覆,也没有想要改变。“京歌”的形式其实是对于年轻的、不了解京剧的人的一种吸引方式。比如我跟年轻观众说“文昭关”他们可能不熟悉,但我谈《说唱脸谱》、《前门情思大碗茶》他们就懂。
这是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看看他们是否喜欢,然后再谈《苏三起解》、《儿行千里母担忧》,循序渐进,慢慢引领他们走进京剧。为什么中老年这一辈即使不喜欢,也不会反对京剧,因为他们受了样板戏的影响,那个年代给了他们这种氛围。现在的青年人也需要一种氛围。
京剧最低谷是八大样板戏时期
记者:可你曾经说过,京剧最低谷的时期就是八大样板戏的时候。
于魁智:对,很多人跟我想法不一样。京剧最大的悲剧是我们有十年浩劫。这期间八大样板戏看似一花独放、全然鼎盛,但那是八亿人民看八个戏,没有选择,没有竞争;这既是京剧艺术的悲哀,也是京剧演员的悲哀。
现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外来优秀艺术作品进入国内舞台,我们的优秀作品也走出国门;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争奇斗艳。虽然好像京剧市场看似受到了影响,但我一直坚信,京剧有着多年的传统底蕴和基础,是不可能衰亡的。
一出《四郎探母》唱了几百年,于魁智、李胜素唱有人看,别人唱同样有人看。并且你也不能以一场演出的票房来衡量一个剧种的兴与衰。剧场以外有多少人锁定11频道(CCTV戏曲频道)?有多少人在长安大戏院看戏,多少人在梅兰芳大剧院看戏,多少人在国家大剧院看戏?
记者:但现在戏剧、话剧普遍票价过高。
于魁智:票价高、门槛高,这是比较明显的现象。我们也在不同场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资源呼吁过。很多剧场也因为承包、转企而存在成本核算等问题。但不能因为看的人少了点,就说对京剧不够重视。
现在很多孩子都是从小读中国戏剧学院附中、大学,然后来到国家京剧院。这么多年来我对京剧一直充满信心。我1982年毕业,经历过下海经商和出国留学的大潮,也徘徊过,也动摇过,但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付出得太多,我有这样的志向,也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经常和年轻的师弟师妹们讲,不要抱怨社会,更不要抱怨京剧。
记者:你最徘徊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于魁智:1980年代初将要毕业时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当时在宿舍,一人一个砖头录音机,有同学在那边学英语,要出国留学;有人已经下海淘到了第一桶金;而我却在听戏,对我来说是有影响的。
但我自己的志向和兴趣还是在艺术上,所以很快就调整过来了。毕业后同批来国家京剧院的三十几人中老生有9个,但现在还在坚持唱的只有两个了。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在表演的第一线20多年,就是因为每一次演出都如履薄冰、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很多观众对于京剧的历史、京剧的规律、京剧的表演特色比我还了解。我怎敢怠慢!
每一出戏的背后都有鲜明的副标题
记者:这次几部戏的背景是否与现在社会某些话题相契合呢?
于魁智:选择这些题材,主要因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艺术剧团,要展现国家级的艺术风格。无论是《杨门女将》还是《大闹天宫》,不单受到国人的喜爱,还都是外向型的戏,在世界各地广受好评。《满江红》既展现民族英雄的气节,又颂扬爱国的精神;《大闹天宫》对于唱、念、做、打的展现是地方剧目不可相比的。另外当中还要有思想性,对观众进行启发与教育。
记者:你扮演过这么多人物,最喜欢哪个角色?
于魁智:我觉得国家京剧院的作品要有示范性和导向性,立意和思想要能看到剧本真正的艺术含量。比如我演《走西口》,山西晋商被称为世界三大商人之一,该戏展现了山西人的以诚为主,非常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又比如《梅兰芳》家喻户晓,但我们戏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的抗战”。
每一出戏的背后都要有鲜明的副标题和鲜明的主题思想。所以我在选择剧本的时候,首先考虑要符合国家京剧院的艺术风格,符合京剧的艺术规律,更重要的是题材能够给观众以启发。
记者:听你讲了这么多,发现你放在第一位的总是国家京剧院,然后才是自己。原因是不是你现在升任副院长和艺术指导了呢?怎样看待这种角色转变?
于魁智:过去考虑更多的是个体的艺术发展,因为演员都梦想成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们这一代京剧演员也得到了特别多的关怀。
我说过,除了我们,没有哪个国家会拿出一个国家级电视频道(CCTV-11)365天24小时不间断地宣传中国戏曲;从1997年开始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花大精力培养高学历的京剧人才;每年的12月30日这一天,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可以从总书记到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和京剧演员欢聚一堂。
记者:在国外演出的感觉有何不同?
于魁智:我们到英伦三岛演出、到澳洲演出、到美国演出都大受欢迎。包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京剧演出,奥地利总统也是带着内阁成员集体出席。但这都是京剧艺术的魅力,而不是演员个人的魅力。
于魁智
1961年生于辽宁沈阳,回族。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现任中国国家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指导。曾多次出任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10岁学京剧,17岁入中央戏曲学院,毕业后入国家京剧院唱“老生”至今,学“杨派”的同时兼习多出文武老生戏。
常演剧目包括《弹剑记》、《满江红》、《将相和》、《大唐贵妃》等。主要成就有:1989年第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2年第12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于魁智在继承传统京剧唱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声乐在气息运用和发音位置上的科学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收放自如、行云流水的演唱风格,被誉为“最具票房魅力的青年文武老生”,“中国第一老生”等。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曾说:“于魁智就是于魁智,永远替代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