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不为人知的故事:除夕夜杨玉环写经曾惊现兰州

“兰州,兰山市场有一铺云,有敦煌经卷,长达丈二,给价400元尚未肯脱手;

张掖,王府街有一古玩铺,见敦煌经卷数卷,价昂未购,遂至南街邮局,于一小摊上购得经卷两小册;

敦煌,闻某绅士有唐褚遂良的所写经卷,可以割让……”

敦煌藏经自1900年发现后,经卷的流散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有外国探险家劫掠的,有政府官员公然索要的,也有商贩倒卖的。上世纪上半叶,李德贻、陈万里、张大千等人在甘肃各地,目睹了流散在民间的经卷。它们的命运究竟如何?

敦煌藏经又叫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经卷。过去,人们对敦煌经卷研究多注重其史料价值。近几十年,一些书法家将研习方向转移到敦煌写经的书法上。无疑,敦煌遗书中的写经中国书法中最丰富、最系统的资料,其数量超过现存的那个时代所有碑刻。这种写在纸上的“经书体”,不仅见证了书法楷化的全过程,而且能清晰地看到运笔痕迹,为人们的临习书法提供借鉴。

目前,藏在甘肃省各博物馆等机构的敦煌经卷的数量,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然而,从上世纪初开始在民间流散的敦煌经卷,恐怕至今也没有结束,有些人家所藏的卷子或许至今也没有面世。

国宝的命运,往往是国家命运的折射,大量经卷的流散,也是一个国家命运的见证。

赵澎涛长期致力于写经的研习,今天就听他讲敦煌写经的故事。

安西街头,两个馒头换一个经卷

即便是今天,敦煌藏经依旧是个待开发的宝库。想想看,敦煌经卷中有墨迹的卷子大约4万卷,这些经卷中有多少值得我们研究琢磨的信息?从书法角度来说,经卷所保存下的文字,远远超过和它同时期的碑刻。基于这些原因,我比较注重写经资料的收集。

敦煌经卷流散的故事,听起来也颇令人感慨。其中1925年2月到7月间,陈万里曾到敦煌考察,就目睹不少流散的经卷,他记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敦煌藏经发现后,究竟有多少卷子流散了谁也说不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有个敦煌县令,将经卷装了六七箱,大概有七八百卷。这个县令卸任后,就以出售经卷为生。他死后家人也以出售经卷为生。直到上世纪30年代,据说他家还剩一百多个经卷。这时,距发现敦煌经卷已经过去了30年。可见经卷的流散程度。

相比其他人,这个县令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甘肃督军张广建一人就得了七八百个卷子。张广建所藏的经卷,仅仅流散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就有112件。这还不是最多的,私人藏经卷数量比较大的是许承尧。许承尧字际唐,曾用室名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等,是徽州府歙县人。后随甘肃督军张广建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省政务厅长等职。据说他有一千多个卷子。

有人估计,当时省城内大小官员和古玩商店,所有敦煌经卷数量达8000卷之多。也有人认为,流散在省城的经卷未必有这么多。因为有些人为了充数,将长卷割成几个。人们判断,虽然达不到8000多卷,但三四千卷还是有的。

流散到民间的经卷多是通过各种手段交易所得,质量不同,价格各异。1925年4月5日,陈万里到兰州后,在兰州看到了一些经卷。兰山市场,有长达丈二的经卷,价值400大洋,自然很贵。或许陈万里他们在兰山市场寻找经卷的行动,吸引了古玩商,于是一些人还赶到他们居住的马坊门福兴旅社,卷子虽然看了,但品相不佳,价格却达两三百金。无疑,这是古玩商炒作起来的价格。

相对于1909年李德贻在安西(今瓜州)看到的故事,兰州两三百金换一个经卷的价格故事,却让人心安。李德贻到安西后,正好遇上西北大旱,民不聊生,粮食奇缺。经卷也无人问津了,两个馒头就能换一张经卷。

唐代的硬笔书法,究竟什么笔写的

敦煌写经的字大部分是软笔所写,主要是毛笔。在漫长的岁月中,民间的抄经工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埋首抄经。这些人并不是简单地就抄经而抄经,在枯燥的抄经中,他们也在学习书法,很多人最终从书匠走向了书家。

敦煌遗书中有唐代拓本欧阳询的《化度寺古僧邕师舍利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还有一些王羲之的字帖。还有讲书法理论的残卷,有一个卷子,讲写字中各个笔画间的关系。无疑,这些资料和写经墨迹是中国书法中最为宏大的宝库,这无疑也是一个展览馆。人们都知道甘肃大量简牍出土,简牍书法也逐渐形成气候,但对敦煌写经书法研究相对滞后。

敦煌写经中还有虞世南、褚遂良所写的经卷。陈万里听说当地一位绅士,所藏有虞世南的精品卷子,而另一个在敦煌的天津人也说,他朋友有褚遂良的经卷,而且说可以转让,可惜时间有限,陈万里没有看到。不过,据其他的笔记记载,虞世南、褚遂良的卷子一般。李德贻在1909年路过安西时,看到了虞世南和褚遂良的卷子,他认为卷子完好,但稍欠神韵,它或许是赝品也未可知。

没有接触写经之前,我想当然地认为,都是毛笔书写的。然而,敦煌写经中,还有硬笔书法。这一点,人们都很惊奇,硬笔经卷究竟是用啥写的?1943年,高僧心道法师在敦煌传播佛学时,曾有居士送了一卷藏文写经。这是《长寿佛经》,为古代帝王将相为老王太后祝福所用。看到卷子后法师很吃惊。因为卷子字体非常古雅,画着行,字却是似墨非墨,似铅非铅。

唐代不可能有铅笔,那么它究竟是用什么书写的呢?有人推测,这是用竹笔写的,就是把竹竿一头削尖,中间还劈开细缝,就可以蘸上墨汁写字了。这种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西还有人使用。

除夕之夜,杨玉环写经曾惊现兰州

敦煌写经中不仅有经文,还有一部分画。这不,陈万里在兰州就看到了一幅。陈万里看到的画是一个姓苏的高等审判庭长所有。这是在督军署衙内看到的,是一幅唐代画卷观音坐像。观音左手提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柳枝,赤足踏着莲花,观音的前面跪着供奉的人,手托着供物,边上站立一童子,果盘中的桃子分外诱人。看后,陈万里惊叹,画非常精美,线条细而有弹性,显示很强大的功力,他认为,非唐人所不能为也。

这幅画后来的去向如何,陈万里就不知道了。现在人们可以确定,这幅唐代观音藏在故宫博物院。原来,这幅画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辗转到了川西。建国后,苏琢章将其捐献给了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1951年4月,这幅画还在川西文物展览会上展出,当时被认为是“国内现存最好的一张敦煌石室发现品”。

为何后来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或许是这幅画的巨大影响力的缘故,国家文物局将其拨交故宫博物院。有人说,1954年曾经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第一陈列室——皇极殿中展出,1959年成了故宫历代艺术馆中的珍品。

没有想到吧!这幅画还有如此传奇的经历。敦煌写经中还有更惊人的发现呢!这是慕寿祺的一段亲身经历。慕寿祺是陇上大家,人称陇右耆宿,曾编著《甘宁青史略》。他有啥传奇经历呢?

那是一个除夕晚上,一个寒士找到了慕寿祺。要过年了,穷人度日艰难,或许为筹划点东西过年,只得变卖珍藏经卷。慕寿祺打开卷子吃了一惊!经卷上字体秀丽典雅,和他平常所见的经卷的字体截然不同,一看就是出自女士之手。他压住心中好奇,耐心地慢慢向后展开卷子。谁知,末尾的落款竟然写着“大唐某年日月,玉环为三郎写经”。原来这个卷子是杨玉环所写的。这是否是真的呢?

这并不奇怪,宋代人们就曾发现过类似的卷子。在真定大历寺有个藏经殿,殿内收藏的经书很多是唐代宫女所写的。抄经祈福,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习俗,古代人们为祈求家人平安,往往要抄经送往佛寺保存。这些经卷中,有一个落款为“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的经卷,可见杨玉环写经并非虚构。

不过,杨玉环写的经卷最后却不知所踪了。寒士拿来经卷,虽想换点钱以解燃眉之急,但也清楚经卷的价值。慕寿祺一问,价钱不菲啊!此时,他囊中羞涩,处境一般,只能欣赏一番。与宝物擦肩而过,自然令他唏嘘不已。

乱世飘零,如今敦煌藏经散落在世界各地,或许还有更多的传奇故事等待人们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