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弦走麦城 原创┃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四走麦城”(下)

如果说1909年初,袁世凯初闻被开缺回籍之命时,因性命攸关而惊慌失措,慌不择路,走避天津,是犯了一个低级而幼稚的错误的话,那么1915年底,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则是其一生中的最大政治败笔,由此而骂名千载,身败名裂。

关于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袁世凯要帝制自为,因各种史料记载歧义,学界的观点纷纭,莫衷一是。于此,我们姑且不论详究,而是重点分析一下袁世凯是如何认识帝制的。

△袁世凯登基庆典

据张国淦的《洪宪遗闻》记载,1915年6月下旬,当复辟帝制的议论甚嚣尘上之际,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冯国璋,自恃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曾以推心置腹的口吻,小心翼翼地试探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我们都是自己人,如大总统果有此意,“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

袁世凯颇为真诚,推心置腹般地对冯国璋解释说:我“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另据1915年7月9日的《申报》报道,袁世凯曾向冯国璋明确表示:外间有关自己将恢复帝制的传言,实在是“误会之至”。因为“以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所谓君主者,不过世袭计耳。

而余大儿子克定方在病电二儿子克文不过志在做一个名士,三儿子难以担任世务,余者均年极幼稚。余对于诸子,纵予以一排长之职,均难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主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也”。

△袁世凯举行登基祭天仪式时,各国公使前去祝贺

冯国璋虽认为袁世凯的这一解释颇为入情切理,甚至是痛切至极,但仍不大相信,于是又进一步试探说:“南方一带闻改革国体之说,并非不肯赞成,但多以时间问题,尚有可研究之处耳。他日者,大总统将中国办到转弱为强之际,则天与人归,恐大总统虽欲逊让,亦有所不得耳。

”不料,袁世凯闻言疾声厉色而又信誓旦旦地分辩说:“闻君此言,仍是在余身上打主意!余之四、五子在英留学,余已饬在英国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以此等事逼余者,则余惟有径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

1915年8月16日,袁世凯在其御用报纸《亚细亚报》上又发表谈话说,近数年来,宣传中国应改行君主政体的筹,目前虽然尚无真正的开会讨论之举,但自己对于此种,“耳闻已熟,久已不为措意”,自己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以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

”另一方面又以淡泊名利的超然姿态为自己开释嫌疑说:“日前某博士(指杨度)来谒,力辩君主、民主之优劣,予惟答以;民主国大总统之职分所存,实难研究及此。

”至于所谓的民主、共和等政治原理,“本当集大众之心思才力,以谋大众之安乐幸福”,人们开会讨论此事,“于共和原理初不相背”,因此本大总统“何从横加干涉?”至于自己本人,“予之素志迭经表示,帝王既非所愿,总统亦非所恋,恒上秋水,无时去怀。

无论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于予个人固无嫌疑之可虑也”。最后,袁世凯又以尊重民主民意,议论自由的姿态表示,“此事为四万万人生死之问题,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之以干涉乎”,“此种研究之举,只可视为学人之事,如不扰及秩序,自无干涉之必要也”。

8月17日《申报》所载相关内容,几与《亚细亚报》相同,只是个别说毫文字略有小异。

△杨度

1915年3月的思想。杨度发表长文《君宪救国论》,极力鼓吹中国的“由今之道”,在于“改弦而更张”,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回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在杨度看来,中国的富强与立宪及共和政体间的逻辑关系,“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串(申)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

因此,“今欲救亡”,必须“先去共和”。原因何在呢?“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1915年8月14日,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组织筹安会,并发表《筹安会宣言》称:我国进行辛亥革命之时,国内的人民皆是激于一时的情感,将主要的注意力和矛头指向如何解决国内的民族矛盾问题,未能充分考虑研究各种国家政治体制的优劣,于仓促之中制定选择了共和国体,但是,共和的政体、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

自清廷灭亡,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各种社会弊窦丛生,“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就连美国的古德诺博士也认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自己身为中国人,考虑到“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故此,“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

△孙毓筠

9月9日,肃政厅全体肃政史在给袁世凯的公呈中说:“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上指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止之势。”尤其是杨度,身为政府的参政,孙毓筠则曾任约法会议议长,身份特殊,并非一般的文人学者,“彼等倡此异说,加以函电纷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

此间,“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剀切声明,维持共和”,但是人心并未因此稍安。“揆厥所由,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因而请求袁世凯迅速下令,坚决取缔筹安会,“以靖人心”。

袁世凯在给内务部的批示中,再次以尊重学术与言论自由姿态表示,“一部分人民,主张君主之说,暗潮鼓荡已非一日,前车之鉴,可为寒心”,身为学者,“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查考,明定范围示以限制,通饬遵照”。

9月28日的《商务日报》亦对此报道说:袁世凯大总统认为,筹安会“苟为学理上之研究,丝毫不越出范围”,则自己未便予以干涉。但是,既然有人认为该会确有“动摇人心之处,则亦不能过分放任”。故此,“确闻大总统之意,将令主管官署对于该会以后议论行事为之酌定范围,明示限制,日内即将发表”。

许多人认为,袁世凯的上述表示,只不过是其一生口是心非,惯用的瞒天过海,欺世盗名伎俩,决然不可相信。笔者以为,袁世凯其人的确是一贯的自作聪明,说一套,做一套。但袁世凯的上述表述,的确在某个方面反映出其真实的想法。

1915年12月1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自从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因为很多人试图夺取他的性命,他几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据几个月前的报道,他在英格兰买下了大片的庄园,以防他哪天被迫从皇帝的位上退下来时做他自己、他的众多妻子们和他三十一个孩子的避难所”。袁世凯的七儿子袁克齐也曾说:“我父亲做总统后,看到中国政局变幻不定,考虑退路,曾在法国银行存过二百万法郎,准备做旅居法国的经费。”

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余之四、五子在英留学,余已饬在英国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以此等事逼余者,则余惟有径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等,皆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如果说这些并不足以证明袁世凯此时尚无强烈的帝制自为思想,至少也是其未雨绸缪的狡兔三窟。

作为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袁世凯的确是看到了自己的几个儿子并不具备做皇帝的才具与威望,及其帝制自为对子孙的潜在危险。

大儿子袁克定在彰德的一次骑马中,不慎摔坏了一条腿,左手也受了伤,落下了终生的残疾,袁世凯认为袁克定是“‘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

△袁克文

二儿子袁克文完全是一个名士的派头,虽熟读四书五经,精书法绘画,好诗词歌赋,但却生活放浪不羁。不但显然不是接替袁世凯帝王之位的材料,而且内心反对袁世凯实行帝制。袁克文在《明志》诗中,有“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之句。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此诗表面上是袁克文在明自己不愿争夺“皇太子”之志,“实际上是讽谏我父亲的诗”。

三儿子袁克良,更是不成器,袁世凯恨铁不成钢,大骂其为不得而知。“土匪”。袁世凯因何大骂袁克良为“土匪”,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袁世凯家庭教师方尔谦的年谱记载,我们发现袁克良的确是行为怪异,甚至有些精神不正常。有一次他竟向袁世凯报告说,二哥“袁克文与袁世凯某妾有暖昧事。袁世凯盛怒,袁克文面临不测。方尔谦悄悄携袁克文偷逃至上海。后袁世凯知道此为莫须有之事,袁克文始归北京”。

除此之外,袁世凯其余的儿子均尚年幼,更是难以接替自己的皇位。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自己一意孤行,不但会引起北洋军部分高级将领的不满,而且会引起社会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最后很可能会危及其子孙的生命安全,甚至伦为普通百姓而不可得的可悲下场。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袁世凯就清楚地看到仕途中的重重艰险:1906年清廷的中央官制改革之后,他在给次子的信中即曾说明,“前月,在政务处与醇王冲突,余几饮弹而死”,由此可见,“在宦海风波,瞬息万变”。虽然“余手握兵柄,身居要职,尚且朝不保夕,岌岌可危”,因此“余不望子孙得高官厚禄,但愿能俭朴持家,能得一秀才,诗礼家声历传不替,于愿足矣”。

由此可见,袁世凯的确是看到了帝制自为对于子孙的现实危险,但可悲的是他并未能够完全真正地参透人生。

就其内因而言,袁世凯本人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帝王思想以及己为金龙转世,袁家祖坟长出蜿蜒盘绕状的龙形紫藤,自己命合称帝等迷信思想,未能摆脱帝制自为的巨大政治和利益诱惑,完全是鬼迷其心窍,利令其智昏。另外,袁世凯自认为自己久历政治的风云,也许多多少少地存有一些个人政治上的自信。

面对弟弟袁世彤对其复辟帝制的反对意见,袁世凯曾致信说:“吾弟既为无怀葛天氏之遗民,理乱不闻,黜陟不知,又不识世界大势,何独于手足之间,晓晓不已!休矣,勿复言!余将届耳顺之年,一切自有权衡。”

就其外因而言,此时的中国社会内部,虽然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人人心,但复辟帝制的思想土壤仍然深厚存在,袁世凯个人或许确曾受到国内外部分政治势力或个人,如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大儿子袁克定、亲信大臣梁士治、筹安六君子等人的蛊惑,在一定程度上误判了当时的“国情”与“民意”,错估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与人心向背,存在着某种侥幸的心理。

无论袁世凯本人究竟如何认识复辟帝制之事,无论其本人是否主动为之,无论其临死前是责骂长子袁克定“欺父误国”,还是怒责“杨度误我”,最终都是他本人选择了帝制自为,他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埋单。如果袁世凯的七子袁克齐关于袁世凯临死前承认复辟帝制 “这个事我做错了”的回忆真实可信的话,那么,也只能算作“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前的悔悟,但却丝毫不能掩饰开脱其政治罪责。

利令智昏,错误判断国内外形势,帝制自为,是袁世凯一生中犯下的最为愚蠢的错误,是其一生中所走的一步取关的“臭棋”。

五、结论

如果说袁世凯第一次败走麦城,痛失军权,除其对清廷改行预备立宪事之利害判断的失误,政治选择失策的主观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时势变化无常,事情的发展难以逆料,身为清廷大臣的个人为形势所迫,难有操控、抗衡之法等客观外因造成的,那么,袁世凯第三次败走麦城,失慎于国会的选举,则完全是其个人主观疏虞大意,失慎、失误造成的。

如果说袁世凯第二次败走麦城,避祸天津,是其于性命攸关之际,慌不择路的表现,是聪明人一时办了糊涂事,那么,袁世凯第四次败走麦城,复辟帝制则是其在既无失权之虑,更无身家性命之忧,握有绝对自由权情况下的政治抉择。袁世凯犯下的这一最为愚蠢的错误,足以使其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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