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 光亭: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是如何垮掉的
淮海战役是大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的,通常都是说80万对60万。虽然80万只是账面的数字,有些编制上的部队并没有参战,如第1绥靖区的5个军10个师约10万人,属于徐州“剿总”的作战序列,也被算在80万人以内,但并没有参战。
尽管参战的实际兵力并没有那么多,可相比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兵力对比上要好多了。但他们最终依然难逃失败的结局,原因有很多,士气衰败军无战意,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失去了斗志,就是其中之一。
派系内斗影响军心
影响士气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由于派系林立,只顾自己的利益,导致离心离德,难以形成合力。
在高层,国民党在南线有两大战略集团——刘峙的徐州“剿总”和白崇禧的华中“剿总”,淮海战役作为国共双方在南线的战略决战,理所当然应该把两大“剿总”合并,统一指挥,也更便于调配兵力和物资。
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士气衰败毫无战意
蒋介石也曾确实有意将两大“剿总”合并,交给白崇禧统一指挥。一开始白崇禧看到能指挥这么多部队,非常高兴。但和李宗仁一商量,认为徐州战局态势险恶,取胜的机会并不大,一旦战败,不但兵权会被收回,甚至还会被追究责任,是个明显的“背锅”职位,所以白崇禧就拒绝两大“剿总”合并。
而且华中“剿总”除了同意黄维的第12兵团调往徐州——说实话,白崇禧其实也管不住黄维兵团,蒋介石能够直接指令黄维——后来蒋介石还想调第20军和28军到徐州,白崇禧就扣住不放。这成了后来批评白崇禧故意拆蒋介石台的重要例证。
白崇禧故意拆台
在兵团一级,派系矛盾就更明显,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嫡系”与“杂牌”之分。这直接导致将领之间貌合神离,互不信任,只顾保存实力,作为日后发展的本钱,往往在作战中对友军不加援手,坐观成败,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这次会战中表现最为突出的,要算是黄百韬与邱清泉、李弥之间的矛盾了。
黄百韬在1948年初的豫东战役获得青天白日勋章,邱清泉却因救援不力,受到解职处分。据说,邱清泉受处分也十分冤枉,因为国防部在空投的命令上先动了手脚,有意误导邱清泉的救援方向,才招致失败。
邱清泉对于受到处分,极为不满,曾跑到国防部第三厅大闹了一场,拍桌大骂说国防部里有匪谍,同时也将这股怨气,全记在黄百韬的头上。
黄百韬在苏北、鲁南与李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并肩作战,似乎没有什么芥蒂。但黄百韬的战功有时比较突出,因而招致李弥的猜忌。所以在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全线向徐州收缩,李弥在没有通知黄百韬的情形下,就提前把部队撤走,导致整体防务出现缺口。即便第3绥靖区起义,但如果李弥兵团还留在曹八集接应黄百韬的话,黄百韬也不一定会陷入包围。
之后,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援黄百韬,区区40公里毫无险要地势的平原,竟然十二天才前进了30公里,平均每天3公里都不到。除了客观原因,邱清泉、李弥两人在主观上也根本不愿意全力以赴。
对这一点黄百韬看得很清楚,战役开始前,黄百韬就对“总统府”战地视察官、陆军大学时的同窗李以劻说:“看来这次,我这个兵团是首当其冲了。我兵团才十多万人,陈毅的主力达三十多万,如果集中来攻,我兵团必败。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如果我被围,希望其他主力兵团来救,恐怕是办不到的。”陷入包围后,他还对部下说,“就算相隔五里,邱清泉也不会来救我!”
不要说像黄百韬这样的杂牌兵团,就连嫡系王牌的18军军长杨伯涛回忆,当在双堆集陷入包围,接到死守待援的命令,各军师长无不相顾失色,因为都知道要靠别的部队出力来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死守”就是“守死”。
所以,在整个国民党军内部,从“剿总”到兵团司令、军长师长,都是私心自用,不识大体,全然不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毫无团队协作可言,军心士气自然无法拧成一股绳。
解放军的攻心为上
解放军方面的攻心战更是搞得有声有色,不但传统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发给路费释放回家等政策继续得到贯彻,而且还增加了送还伤兵的新举措。
例如,在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对一些负伤的俘虏都采取了发放路费自行回家的办法。不要小看这一招,黄百韬兵团里63军、64军都是粤军,大部分官兵老家远在广东,这样裹着绷带拄着拐杖千里返乡,一路上等于是在宣扬国民党军打了败仗,也成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活广告,无形之中就起到了瓦解军心、涣散斗志的作用。
还有,在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之后,解放军就雇了民夫将国民党军的重伤员俘虏抬到蚌埠,在这样送还的伤号俘虏中,不仅有普通士兵,甚至还有军官,连黄维兵团第10军75师师长王靖之都在送还之列,累计有将近万名重伤俘虏被送还给国民党军。
送还伤员
策反工作也是解放军攻心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策反工作更是非常出色,第一阶段第3绥靖区的起义,为截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最终形成合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时,廖运周的110师战场起义,直接导致黄维第一次突围计划的破产。这个时机非常关键,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刚刚形成合围,包围圈还不严密,如果黄维兵团全力突围,或许有可能成功。但因为廖运周起义,突围失败,不仅大大挫伤了士气,最宝贵的时机就此错过,解放军巩固了包围圈,再想突围就没那么容易了。
同时,由于廖运周的起义,110师所在的85军本来就不是12兵团骨干部队的“土木系”,所以军长吴绍周被请到兵团部居住,名为照顾实为软禁监视。85军的另一个师23师被分割使用,而且还都用在第一线,完全是作为挡箭牌。在粮食和弹药的分配上也比“土木系”部队要差,这样的上下猜忌待遇不公,加上廖运周和其他一些起义或被俘的军官给23师师团营各级军官写信劝降,最终促成了23师于12月9日投诚。
战争史上的奇迹
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陈官庄之后,为了在战略上配合平津战役,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歼”,从12月16日起进行为期十天的战场休整,后来又再延长了十天。在这二十天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更是进入了一个高潮,战场喊话、广播劝降,以及在阵地前沿设置大幅标语“优待俘虏”,“欢迎起义投诚”等。还组织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在前沿喊话,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
战场喊话是很有效的政治攻势
传单、宣传品则用迫击炮、六零炮打到国民党军阵地,并且在阵地前沿放置食物、香烟,让国民党军官兵来拿,当然也会在这些食物旁放宣传品。甚至把大肥猪杀好洗净,在肚子里放满传单和劝降信,送到国民党军阵地上。
12月8日,陈毅、粟裕、谭震林联名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写劝降信,由俘虏送进包围圈。杜聿明看了信一言不发,邱清泉看了一半就把信烧了,尽管如此,还是对他们的心理有所震动。
12月17日,毛泽东还亲自为前线部队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在前沿阵地反复广播。
毛泽东还亲自为前线部队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
尤其是针对杜聿明集团补给断绝,官兵陷入缺粮少吃的困境,解放军还发明了“敲饭碗”的攻心战,就是在开饭时,前沿阵地敲饭碗,以刺激已经饥肠辘辘的国民党军官兵。最具威力的是在前沿向国民党军官兵供应包子、烧饼,只要愿意,就可以过来吃,而且吃饱了还可以回去。这对于包围圈里已经只能用树叶充饥的国民党军来说,诱惑太大了!
开始是零星人员过来吃,后来越来越多,甚至排长连长都来了。开始吃饱了还回去,后来就干脆不回去了。尽管国民党军也加强了监管,甚至除了哨兵其他枪支全部集中由军官看管,但仍然无法阻止士兵们跑到解放军阵地。
高级军官也害怕真逼急了激起兵变,李弥就对部下说,“悄悄向团长、营长说明,士兵愿意去共军那里去,就随他去,吃饱了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准带武器过去。”
向对手提供食物,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种攻心战无疑极大瓦解了国民党军的士气。
解放军还在一些便于控制的隘路,部署好封锁火力,然后公开通报,号召包围圈里的难民和散兵出来。几天之内,就有数千人跑出来,其中大部分是被裹挟的平民、学生,也有少数散兵。对于解放军这个“网开一面”的措施,国民党方面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减少一些吃饭的人,减轻包围圈里的粮食供应压力也好。
从12月16日到1949年1月6日,杜聿明集团总共有约1.4万人跑到解放军阵地投诚,几乎占杜聿明集团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投诚之后,第一个要求就是吃顿饱饭,然后就告诉解放军包围圈里的情况,其中的大部分随即加入解放军,调转枪口参战战斗。
对于解放军的攻心战,杜聿明就回忆道:“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使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刘峙也认为解放军的策反和阵前喊话、送饭等攻心战“在作战上之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十万兵力”。
正是由于内部的派系争斗,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最终使国民党军的军心动摇士气衰败,那么战败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