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不思蜀的意思是什么 阿斗刘禅真的乐不思蜀吗?

长期以来,蜀汉后主刘禅因“乐不思蜀”备受后世唾弃,虽说他执政蜀汉四十三年之久,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刘禅本就是一个亡国败家之君。即便成都武侯祠后来一时为其塑像,不久就被拆除了,至今毫无资格重登堂堂的蜀汉殿堂之上。

然而,我们到底对刘禅又知道多少呢?他为何执政四十三年之久?有哪些人为他及其政权出了什么样的力?“乐不思蜀”是史实还是戏说?这是个很有趣的历史课题。

那么,我们现就从刘禅的“乐不思蜀”说起。

戏说之“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的故事,在中国及亚洲地区,为熟悉“三国文化”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早已成永恒定律,是刘禅一类人出卖国家的专有名词。然而,细读《三国志》多年,对后主刘禅有了一定的研究与认识,这一传说,完全是后人强加在其头上的戏说之言。

这一传闻,最初来源于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习凿齿(?--?),字彦威,东晋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习氏生于豪门之家,年少以才学著名于世,成人后入仕朝廷。习凿齿撰写54卷编年体史书《汉晋春秋》,其缘由是为了裁抑时任荆州刺史恒温企图取代东晋的野心,维护东晋政权,以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第一次提出了“帝汉寇魏”学说,为偏安的东晋朝廷承袭大汉寻求到了精神支柱,为后世历朝偏安政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倚重。

习著成书时,离蜀汉灭亡已过去了近百年,离刘禅去世也已六、七十余年。

那么,我们来细细品读《汉晋春秋》,看看到底写了些什么。习著中,言及刘禅受辱的情节,共有三处之多,时间与地点不同,羞辱言语的语调不同,但都是同一内容,可见刘禅之无能,是多么地令人厌恶。

然而,当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刘禅降魏时,文王司马昭时任曹魏相国一职。一心专注于曹魏朝廷的司马昭,为了长远理想,常常压制自己的心志,大力提拔曹魏干将,为曹魏立下了汗马功劳,给朝廷及大臣的印象是大度而又有干才,堪当曹魏将来的大任。

他重用魏将钟会,一举拿下早已病入膏肓的蜀汉之地。所做的这一切,司马昭不就是为了推翻曹魏政权,建立自家的新王朝晋朝吗?凝聚人心,重用才干,才能巩固来自不易的成果。此时的司马昭,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新王朝,还有另一个东吴政权依旧独傲。

面对刘禅能屈身臣服于魏国,可见刘禅心中对蜀汉之地的过去与未来都有自己的独到认识,难道他司马文王就看不到吗?用羞辱臣服之人,来摧毁即将建立新王朝的基石吗?那么,司马文王的气度就真的那么低劣吗?

《淮南子·主术训》言:“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胸怀大志的文王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然而,习著中的文王不厌其烦地用低劣的手法,分别在不同时段,三次用言语来肆意羞辱甘于臣服的刘禅,曹魏大臣中有人看出了文王的雄心,难道会甘心接受文王的间接羞辱吗?当年,司马昭权倾朝野,先帝曹操对其父司马懿的“狼顾之象”就有所戒备,不时使之有所警戒。

再过一年,及265年大晋王朝即将建立,此时正处于以晋代魏的关键时刻,难道文王仅仅为了发泄多年努力的一己之愤,而不顾日后建立新王朝的江山大计,在这一事件上玩小聪明,合符文王司马昭的性格吗?

历史上的曹魏相国司马文王,是一位具有长远打算、深思熟虑的军事家、政治家,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心胸和气度,这在史学界是公认了的。刘禅刚到京都洛阳时,朝廷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并给予了“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的崇高赞誉。难道文王司马昭事过数日后,再三喋喋不休地羞辱归顺的刘禅,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时之快,而忘了身边的曹魏对其不满和左右观望的大臣,以及那东方还待征服的东吴之地?

习著文中,有关刘禅受到嘲弄,加上“旁人”及“左右皆笑”等修辞用词,加强了这个故事的可信性,使人确信无疑。但这样的行文方式,在现在看来,完全是魏晋笔记小说笔调,虽有可读性,却完全失去了真实性,与其所言史书笔法背道而驰。

由于习著《汉晋春秋》的文学笔调,时人将其与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相并论,认定其著夸张、怪异,不足以使人信服,才日渐亡佚。到南北朝宋文帝(424---454)时期,史家裴松之受旨为史书《三国志》补注,在遗存的《汉晋春秋》中加补了这个故事,为的是弥补史著《三国志》的简洁,提高后世人们的读书兴趣。裴松之补注完成时,后主刘禅早已过世149年了。

裴松之在一则材料的补注中,这样评论道:“臣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着也”(《三国志》卷28《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可见,“乐不思蜀”这则虚构的传说故事,因其夸张而富有情感的文学笔调,因对后世有警示作用,才借助裴松之的补注而流传至今。

历史上的刘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史著《三国志》中寻求答案。

公元263年冬,蜀汉朝廷走到了她的尽头。后主刘禅接受大臣谯周建议,臣服于曹魏,降书由大臣郤正撰稿。次年,曹魏景元五年(264)三月二十七日,刘禅携家人最终到达了京都洛阳,受到了曹魏皇帝及众大臣的盛大迎接。

朝廷为此专门下达了对刘禅的封爵文书,其中有这样两句的嘉赏之词:“孕育群生者,君子之道也”,“公(指刘禅)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等。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养育天下众生,应是君子(即统治者)遵守的准则”,“安乐公(指刘禅)恢复了古贤品德,心胸开阔大度,深知大正(此指曹魏政权)之道,不惧屈身为人质,以爱民使国家安定为重;强压私欲,放弃武装对抗,实有古圣贤应时豹变之才(注:《周易·革卦》爻辞有“君子豹变”之言,比喻某人有大局观念,懂得迅速应时而变的才华);履行诺言,归顺大正,从此享受辅助大正而得到无穷福份,眼光难道不远大吗?”

由此可见,曹魏对刘禅之举重视的程度。

此次加封,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的爵位。安乐县,即今天北京市顺义区西北部一带,本是东汉时期的县名,是名词而非延生的形容词。朝廷赏赐给刘禅的食邑就有一万户,绢一万匹,奴婢一百人,其余物品也与此相当,可见赏物之丰厚。

此外,其子孙中,担任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以及被封侯的就有五十多人。蜀汉旧臣的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都被封为列侯。在这些受封的人群中,除刘禅的子孙外,就只有樊建、郤正、张通等少数几位臣子紧随其身边。

张绍,蜀汉大将张飞次子,时任侍中,也紧随刘禅左右。而年迈多病的谯周此时还在成都,待接到朝廷的再三敦促,三年后才抵达。可见,此时的刘禅是多么的孤单,他低调而沉稳的思想与行为,也只有紧随的这几个人理解和赞同。

刘禅在蜀汉成都几十年的岁月,经过了自诸葛亮之后几朝大臣的辅佐,其中的甘苦,刘禅是深有体会的。他也想把蜀汉建设好,可其中的帮派群立,势力纷诈,让他在其中难有作为。他之所以赞同谯周降魏提议,是基于蜀汉朝政的腐朽与没落,也是深受《尚书》等著作的影响,而谯周本就是这一方面的大儒,如此等等不再赘述。

刘禅自其归顺曹魏的264年3月起,到其去世的晋武帝泰始七年,即公元271年,共在京都洛阳待了七年光阴。这短短的七年间,在曹魏禅让,晋国建立,及其与东吴之间发生的事件不知有多少。可在刘禅看来都如过眼云烟,他的思虑与哀念谁又能懂呢?在他去世九年后的公元280年,东吴才归并晋朝大正的正道上,这样的心路历程,又能给后世带来怎样地思考呢?

刘禅对故土山川的思念之情,我们可以从与其处同一时期的地方史家王隐的记录中得到一点答案。王隐著《蜀记》:“(刘禅)谥曰思公,子(刘)恂嗣。”

王隐,其生平事迹早已无从考察,其著作《蜀记》,具体年月也难以查证。但历史上实有其人,以才学闻名于当时,其著作依据其父王铨数十年收集的地方史资料,加之自己的亲身经历及考察、研究编撰而成。其父王铨收集汉史资料时,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仅仅38年,即西晋泰始七年(272),此时刘禅去世仅一年时间。况且,王氏父子都是当时知名地方史学家,据事实录,使他们获得了较好的声誉,可见其著的权威性。

由此而知,被朝廷追赐谥号为“思公”,可见刘禅对故国的思念之情的浓烈(洋卜为,字无之,研究陈寿《三国志》二十余年,偶有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