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丁玲 萧军和丁玲在延安:并非始终剑拔弩张 也有温馨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萧军与丁玲在延安是处于观点对峙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1942年10月18日在延安鲁迅逝世6周年纪念会上发生的冲突。1949年3月16日,东北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萧军,丁玲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她说:“我们对萧军的批评,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1942年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纪念鲁迅先生,同时批评萧军思想,会开了九个钟头,我那天当主席。在‘文抗’也曾讨论萧军思想,批判个人英雄主义,那天的会也是我当主席。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又是批评萧军,又是我当主席。”如此看来,丁玲简直是长期置身于批判萧军文艺思想的前沿阵地了。

然而,2007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了“略有删节”的《萧军日记》(1940)。萧军坦诚地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

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写于1969年3月26日)我相信萧军的话,相信他当年日记的特色全在一个“真”字。

从萧军1940年日记来看,延安时期他跟丁玲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始终剑拔弩张,甚至还有一些温馨往事。日记中对丁玲的代称是“T”。同年8月15日日记写道:“夜间和T在她窑洞前,趁着暗暗月色,谈得很久。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萧军告诉丁玲他“不高兴做别人陪衬而存在这里的”。9月1日晚,萧军跟丁玲谈到了他跟萧红的往事,有些事情是他“从未详细同谁说过的”,他特别嘱咐丁玲不要向谁说。丁玲也把她十三岁那年被一位军官和一位教员钟情的私密告诉了萧军。丁玲说,她第一次见到萧军,先感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萧军跟丁玲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跟中国的文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都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有“杂沓、重复、拖累、笼统”的弊病,不能充分表现现代生活(9月4日日记)。他们都认为曹禺的剧本思想朦胧,人物类型化,情节太富偶然性,模仿西方戏剧的痕迹太露,缺乏催人向上的力量。

他们相约三年后同赴欧洲旅行,同时讲演:丁玲讲中国革命史,萧军讲中国文学史——兼批林语堂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曲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见解,甚至对对方有一些保留。

萧军还说,他跟丁玲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10月8日日记)我想,萧军跟丁玲日后思想产生裂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从萧军1940年日记来看,他当时跟丁玲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无所不说的朋友”。萧军于1938年4月跟萧红分手;同年6月跟王德芬结合,曾发誓以至诚至善至美的心终生爱她,但婚后萧军发现了王德芬平凡的一面,认为不符合他当时的择偶条件,双方“缺少共鸣共感”。

萧军承认他到延安之后焦灼易怒,夫妻之间常发生摩擦。萧军说,他们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丁玲跟陈明则是1937年8月相识的,当时丁玲担任“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陈明担任该团宣传股股长。

1939年,陈明调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虽然双方萌生了爱情,但由于年纪相差12岁,经过一番曲折,直到1942年才正式结合。

萧军1940年日记中称陈明为丁玲的“爱人”。但他认为丁玲和陈明不该相爱:“他们的一切距离太远了。”这其实是一种世俗的看法,虽然可以理解。日后北大荒的风雪和秦城的铁窗已充分证明,丁玲和陈明的爱情是坚贞不渝、感天动地的。

据萧军同年9月4日日记,丁玲曾思索过他跟萧军关系的前途,结论是“不可能的”。而萧军9月2日日记中对丁玲的内心独白是:“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

”由于丁玲和萧军当时较为频繁的交往,王德芬跟丁玲的关系一度紧张。萧军劝王德芬跟丁玲和解,“并承诺,他要逐渐控制对丁玲的感情,并减少跟丁玲接触的机会(9月13日日记)他还保证,除开对丁玲的友情,他决不再结交什么新的女友(9月16日日记)。1941年初,萧军感到丁玲对他的态度“似乎很冷淡”(1941年1月14日日记)。延安整风期间,他们观点的分歧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