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非典 钟南山传:决战非典

在一些地方股骨头坏死的非典病人中,有些人提起钟南山就没好气,是他主张使用皮质激素!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骂对了没有?

“你认识钟南山?那好,你问问他,非典是他说的非用激素不可,这么多人都股骨头坏死了,他倒成了英雄,他忍心吗?”

说这话的是北京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她的同事因为参加非典病人的抢救,被重度感染,所以用了大剂量的皮质激素,后来股骨头坏死,从此开始了轮椅生涯。

激素是有副作用的,为什么要用激素?不管它是常识,还是在喉的骨鲠,缘由必须是清楚的,因为那是一份对于良知与公正的交代。

皮质激素的使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那么多人股骨头坏死?

没错,当大剂量高倍数的抗生素在临床上被宣布无效,钟南山和广东省所有的专家,就开始面对空前的难题。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肺炎,不是一般的感染,疫情带来的病例每天都在攀升,的确是钟南山和意见一致的专家在这时提出必须用皮质激素,控制病情,保护病人。

激素所起的作用是减轻肺损伤,由于非典造成的损伤首先是一个异常的肺部免疫炎症过程,使用激素治疗是为了减轻这种免疫炎症,减少肺损伤。但过量的皮质激素使用容易引起继发感染和骨代谢损害,所以使用它要讲究技巧。换而言之,使用皮质激素,要选择合适病人、合适时间、合适剂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非典时期,很多病人一经发现,已经处于危重状态:肺组织变硬,不能自主呼吸,需要医生立即为病人通气,但是用于通气的仪器管下到肺部,一是变硬的肺已经难以通开,二是容易因通气造成肺部的损伤。但使用激素之后,病人肺部发硬的状况就一下子降了下来,之后通过免疫调节的过程和辅助的治疗措施,让病人逐渐恢复健康。

广东省是最早发现非典病情的,所以临床治疗中最早使用皮质激素。广东人可谓身先士卒,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后征服SARS——非典铺了路。尽管当时有一段时间对使用抗生素还是使用皮质激素争论比较激烈,但广东的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还是坚持使用了皮质激素。

广东使用皮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被救治的病人中,出现股骨头坏死的病人,仅为2.6%,在世界上是最低的……

按理说,北京市卫生局于2003年新年刚过,即2月8日就到了广东省卫生厅不耻下问,积极取经。那时风声多紧,多悬哪,人心惶惶啊!他们是冒着一路被传染的危险赶过来的,可是到头来,北京还是有那么多人最后股骨头坏死了,这是为什么?

2003年1月下旬,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吴华副主任医师被非典病人感染,和她一起病倒的,还有一名非常有才干的男医生。

吴华是呼研所的老大姐,从非典发生以来,就连日不离岗位,抢救病人,指导护理。她是钟南山的老搭档、老部下、老朋友。大病初愈的钟南山看到战役伊始连伤两员大将,心中又痛又急,眼泪不知不觉流出了眼眶。这是他一手缔造的呼研所,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严峻的问题是,这场战役到底要打多大,打多久?

早在2002年12月的时候,吴华就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有这么多病人呢?而且得的是同一种病。那时她只顾忙,来不及多想。到12月20日传来发现“怪病”的消息,吴华已经首当其冲与非典病人有了近距离接触。当时还没有隔离衣,连一般的防护也没有用上,甚至根本没有戴口罩。

病人情况严重。需要插管的病人,有一些分泌物,沾在了她的手上,吴华没有及时消毒清洗,后来她回忆这可能是她被传染的直接原因。

两个病人的家属,也很快开始发病,让没有准备的吴华触目惊心,这是多么强悍的传染!

为危急病人将输氧管慢慢送进肺里,这是临床上常规的救治。病人因为生理反应,剧烈咳嗽,直接从肺部喷出的血痰最毒,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清楚,但职业的坚守精神,让他们无从顾及个人安危。

当时在一附院和呼研所,病人出现比较明显缺氧状况的时候,医生首先不采用插管或是切开气管来通气,而是采用无创的鼻部面罩通气法,这个方法被证实很有效,它帮助很多生命危急的病人度过了难关。

起初,为了攻克这一难题,钟南山与肖正伦、陈荣昌、黎毅敏等专家,研究出了用这种“无创通气”的方法给予病人呼吸支持,增加病人的氧气吸入量,为病人的生命赢得了更大的机会,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又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对最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达到87%,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

在广东整个非典战役中,之所以能够夺取最后的胜利,有两大利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就是在火线创建了“无创通气”法,运用这一方法,减少了病人的痛苦和死亡率,避免了更为严重的继发性感染;第二是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医务人员始终根据病情,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量,科学、合理地使用皮质激素,这就有效避免了更多的伤亡。

以上措施由广东省卫生厅于2003年3月9日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的文件形式下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这是钟南山以及广东专家组对抗击非典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吴华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进入一附院,1995年调到广州医学院的呼吸科,即如今的呼吸疾病研究所。

非典过去六年后的今天,在呼研所安静的办公室里,50多岁的她,是始终面带笑容讲完自己被感染的经历的。她没有眼泪,也没有哀叹,仿佛那是一场惊险、刺激,最终拼尽全力战胜病魔的噩梦。她已经不是30年前那般年轻美貌了,但是一双大眼睛,仍然闪烁着热情和智慧的光彩,衬托着她开朗的性格。

吴华说她现在的体质应该算是很好的,“24小时心肺功能都还不错,只是肺部的纹理比较多。”她幽默地说自己好像老了,年轻的时候,可以一口气登到山顶,现在上楼容易气喘,出现了骨质疏松,所以在吃带有维生素D的钙片补钙。她觉得有点遗憾,没有专门抽空进行运动锻炼,但是她又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忙得要死啦。”

呼研所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都是她亲自带出来的,这是她作为一个50多岁的女人、一位优秀的主任医师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欣慰。

她应该是自豪和欣慰的,因为她用自己被病毒严重侵染后的身体,检验了以皮质激素控制非典的成功,为后来对非典病人病情的控制和治疗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她真是所长钟南山的好搭档,在面对国家医疗卫生权威机构对非典的治疗方针意见难以统一的时候;在钟南山坚持认为非典病人必须使用皮质激素来控制病情,而不能用抗生素,因为临床证明,大剂量的抗生素根本使用无效的时候,偏偏是她,为钟南山的声音提供了最好的支持和证明。

特别是她亲自验证了钟南山所主张和担忧的,使用皮质激素,需要严格控制用量这一点。

吴华被感染后的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但是,这莫名的高烧上午发起来,下午又突然退了。她觉得非常奇怪,拍了X光片:肺部没有异常,就又开始工作。但是第二天她突然又一下子高烧到39度、40度,到第三天她就感觉支撑不住了。“我不行了,整个人感觉非常疲惫。”她告诉护士,自己可能被传染了。

那时候,非典——SARS尚被称作“不明原因的肺炎”……

第四天,吴华作为病人开始住院。她立即被注射了大剂量的抗生素,但是,无济于事,高烧照样不退。这就再次证明:按照以往的常规抗生素治疗无效。

这时,吴华自己要求使用皮质激素。当时却不被获准,为她治疗的医生坚持继续使用抗生素。

由于当时国家主流声音认为应该用抗生素,出于对坚持用抗生素专家的尊重,吴华不得不接受抗生素的继续治疗。

值班医生不给她用皮质激素,她叫主管医生来开,医生的态度很迟疑,说是要请示,还要观察,她于是央求着说:“你们不用我就会死的,一点胃口都没有,人累得不得了。”浑身无力的感觉已经让她难以承受。

“那时我基本上一个星期都没有吃东西,一碗稀饭吃两三口就吃不下了,你说怎么能有力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怪怪的,一直发高烧,浑身发冷,一不冷了,就难受得不能忍受。”吴华的述说似回到了当年。

2003年1月31日,除夕。

这一天,吴华的要求终于得到了特许,她非常高兴。上午用了皮质激素,到了下午感觉就舒服了,不再那么憋气了,而且还能跟着春晚的电视节目唱歌。

“医生见我用了皮质激素,效果不错,就放心了,继续用。当时我的肺还没有受到严重感染。”到了大年初一的下午,吴华感觉自己的病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初二上午,拍了片,果然没有了阴影,她于是打道回府,回家过年去了。因为家里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正在发愁地等着她这个主角呢。

由于吴华轻看了它的厉害,所以她将非典病毒带回了家,和家人一起过了一个春节。

吴华的妹妹从香港回来过年,一家人住在吴华的家;吴华爱人的两个姐姐也都从国外回来过年了。大年初二吴华一到家,就去养老院把她的家婆接回家来吃团圆饭。

本来吴华戴着口罩,后来看到家人不习惯,感觉怪怪的,就拿掉了。她和大家一起吃饭,只是自己另外用一副筷子给家人夹菜。回到家里,和亲人们在一起,她的心情好多了。病似乎也好多了,所以就有了一点胃口。吃过饭,她把老人送回养老院,然后又回到家中。

当时,非典潜伏在她的身上,幸运的是,她的家人都没有被传染。“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了,通风是很重要的。”她说。

初三接近中午时,吴华又有了那种很累的感觉,又开始觉得有点气急,她的妹妹就劝她赶快回到医院去。吴华知道这种症状说明又是开始发烧了。到了晚上9点至10点,吴华的高烧到了39.8度,她又有了那种很累的感觉,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第二天一早,她的爱人和妹妹就把她送回医院了。这时吴华开始意识到,必须与家人隔开,她对自己的爱人和妹妹说:“你们不要在这里停留,赶快走!”

吴华的病情开始升级了,本来没有了阴影的X光片上又出现了问题。病情发展得很快,到了晚上11点左右,她的呼吸很困难,医生给她用上面罩呼吸机。

上了呼吸机以后她感觉舒服多了。一直为她忧心的钟南山,这时打电话来问她的情况。

从春节以前,钟南山就一直忙碌非典的疫情对策,参加专家的会诊;参加各种针对控制疫情的会议;查房;抢救病人;呼吁尽快调拨抗击非典的物资。

他几乎每天都没有安稳的睡眠,“他的眼睛熬得通红,这是他来查房时我看见的。”吴华做了个钟南山弓着身子的样子,“他给病人检查得非常仔细,身子俯下,连病人的嘴巴都认真检查了,和病人脸对着脸的。旁边的医生看着,都担心啊。”

吴华上了三天呼吸机之后,病情又有了好转。

吴华仔细讲述了她使用皮质激素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医生给她用药。因为她自己是医生,有几十年的医疗经验,并且对皮质激素的应用,也有自己的经验。

她深知皮质激素的副作用:过量使用会导致股骨头坏死。

她说:“一开始我用的是40毫克的剂量,一天用一次,后来加到一天两次,这个提高的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是有效地控制住了病情。但是我只用了两天半,然后又在七八天的时间内把量逐渐往下减,后来就减为口服了。”

吴华又说:“当时我自己不听话,虽然我知道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但当时我没有看病历。看了病历我就应该知道,那时我的尿糖出现了偏高,皮质激素过量使用会引起药源性的尿糖高,医生当时也没有注意到,实际上那是由激素引起的。”

“后来我并没有吃控制尿糖的药,而是一直慢慢减少皮质激素的用量。果然当时我的尿糖偏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等我把皮质激素降到低量时,尿糖也不高了。”

吴华已经不确切记得那时医生开了多少激素药给她,她说好像是30毫克,有很多片。她偷偷把它们收起来,开始几天每天吃四片,后来则改为每天吃三片。

当别的病人用了皮质激素后变得胖胖的,吴华却瘦了。钟南山去查房,纳闷地问她到底有没有吃皮质激素,她说:“我不敢骗你,我一开始是每天吃四片,吃了三天我就改成三片了,我觉得自己很好,没问题呀。”

后来吴华告诉钟南山,她确实恢复得很好,一点气急的感觉都没有,走路快步如飞都没有问题。

吴华早在2002年10月就做好了准备,要和家人一起到悉尼去探亲。这次终于从瘟疫的魔掌中挣脱出来、大难不死的她,要去一趟悉尼,出一趟远门的愿望特别强烈。开始钟南山担心她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没有同意。又过了几天,确认完全没有传染性了,吴华再也按捺不住,像出笼的小鸟一般,毅然登上了去悉尼的飞机。

他们是跟旅游团走的,上了飞机之后是半夜时分了,但是她的精神很好,一直坐到天亮,然后又转机,到达目的地之后,再去她向往已久的黄金海岸时感觉有点乏力。她说:“我就慢慢地坐一下,又走一段,然后停下来休息吃饭,吃过饭以后一下子又感觉精神好了。一路上只有一次感到有点累,因为是刚出院,又是半夜上的飞机,熬了夜。到第三天精神就好很多了,跟正常人一样,澳洲的空气真好,我感觉很舒服,吃得也多。”

吴华从澳洲回来以后感觉恢复得很好,所以马上就上班了。她出院一共不到半个月,用这半个来月不到的时间出了一趟国,也强壮了身体。上班以后,她除了每天忙工作,还要挤时间,给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她重返工作岗位之时,正是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是病人就诊和住院的高峰期,一线救治的医护人员非常紧缺。

当吴华又站在了最前线,她要顶着被二次感染的风险,然而,她是有经验的,所以她是病人的福音。

六年之后,2008年12月的广州,天气和暖,像北方的春天。静谧的窗外,一缕午后的阳光透进来,像金子一般。

“皮质激素是有副作用的,给病人用,要按不同的体质分别对待,掌握一定的量和不断调整控制用量,才能将副作用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吴华深有体会,“只有在激素用量不合适的情况下,副作用才会产生。”吴华自信自己的用量是准确的,所以她的股骨头并没有出现坏死。

吴华的自豪让人感动。

吴华说广东的非典病人之所以绝少出现股骨头坏死,毫无疑问是严格控制了激素用量的结果,是得益于广东有像钟南山这样的呼吸疾病的大专家。有呼研所这样的专科医院,它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是技术力量深厚的医院加研究机构。在以往的临床治疗中,医生自然也少不了使用皮质激素,所以吴华对皮质激素的使用,能够如此根据身体情况自我掌控。

相比之下,SARS在2003年4月至5月逐步蔓延到国内其他地方,由于对皮质激素的使用指征(什么病人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大的量)把握得不太好,而且当时广东的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广东的专家和专业人员一时还难以抽调到外地交流,所以在一些地方,皮质激素在病人身上的用量有的超出了常规剂量的五至十倍。

皮质激素之殇——股骨头坏死病人的一把双刃剑:他们保住了性命,却沦为残疾。轮椅,将承载他们一生的痛。

所谓无奈,有时就是要面对残酷的选择。但是这种残酷,本身可以降到最低。

吴华说:“钟所长一直这样问我:‘你吃了多少激素啊?’他是关心我,其实他心里一直都有个数。他只是需要随时观察和总结,因为有那么多病人在使用呢。”吴华对自己的老领导老搭档钟南山在非典时期的印象,终生也不能忘怀。

压力,把钟南山置于极限之地,为了战胜非典,他必须从那里带着曙光反身。

人们信任他,依赖他。他需要把能量发挥到极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我有时候去办公室找他,见他叉着两个手,就是这样的——”吴华的模仿形神兼备:他两手 腰,不是将军行伍的那种感觉,而是微微地弓着身子,整个人,周身的血液和神经,都凝聚于思维最深处的声音——那深邃缜密的难题密码。他有时摘下眼镜,拇指和食指掐住眉心,这是他思考问题时最常出现的习惯性动作。

吴华说:“几次看见他都是这样沉默不语,就知道他在那里想问题想得出神。”她回忆当时钟南山默默沉思的程度,“你叫他,他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有人在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