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见证失衡 真知灼见和苦心诤言——余永定教授的《见证失衡》
余永定教授的《见证失衡一一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以下简称《见证》,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一书,辑录了作者从1996—2009年13年中撰写的25篇论文和评论。由于讨论的都是中国的内外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不仅观点前后一致,逻辑自洽,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多方面展开,深入剖析,也能自成一体。不是专著,胜似专著。
国际收支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实践问题。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平衡和差额,二是汇率体制和汇价水平,三是外汇资产和外汇储备。作者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本人研究,将中国近20多年国际收支失衡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作为《见证》的基本框架和大纲,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精辟而透彻的分析,有多方面的创造和前进。
在理论方面,作者提出了分析双顺差、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以及外汇储备的理论模型(第121—123页),构造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进而揭示了M.Corden“寄存理论”的局限和错误。同时,进一步验证了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关于国际收支变化六个阶段的假设,通过贸易平衡有利于一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而贸易不平衡可以使一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代资源配置的分析,论证了这六个阶段不一定会按顺序发展,而且可能出现倒退(191—200页)。
此外,作者还批判了“阴谋论”和“凡是论”,辩析了克鲁格曼的“中国的美元陷阱”。不过在笔者看来,《见证》并不是一本系统的理论著作,而主要是针对这一问题所写的一些报刊评论的汇集,其主要贡献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
作者依靠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洞悉中国的经济变迁和政策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和政策建议,表达了作者的苦心诤言。可惜,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以至中国的经济失衡不仅没有得到调整和校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经常项目和资本硕目双顺差本身就是内外经济失衡的结果和表现,通常都是一种短期的现象和不可持续的状态,但却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它是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的必然结果。应当说,中国的这种选择在初期是成功的。因为,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都是外源工业化,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发展符合外源工业化的规律,利用了工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和国际分工的好处。但是,一个政策的长期实施有时会走到自己的反面。中国的失误不在于前期的选择,而在于后期以至于现在持续不断的坚持。尽管像余永定这样的有识之士好言相劝和大声疾呼,但在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和体制格局面前,却于事无补。
中国经济的双顺差正好与美国经济的双逆差相对应,构成一对孪生的国际经济生态。这种经济生态的特点是,作为穷人,中国人辛苦劳动,拚命挣钱,勒紧裤袋,不能消费,却把钱几乎无代价地借给美国,而作为富人,美国人开动印钞机印制大量绿纸片,低价购买中国人生产的产品,过度消费。这虽然有着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不合理的背景,但也充分说明,中美两国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再平衡的问题。只是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失衡的原因、调整的方向、实现再平衡的政策有所不同罢了。余永定的文章对这种经济生态所潜藏的危机,给予了深刻的揭示。读后不免有大难临头之感。但是很多人为一些表面的繁荣所缠绕,对此却无动于衷。如果说美国能够经受得起其经济失衡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虽有困难,但还能继续支撑,那么,在自身失衡造成的危机面前,中国可能是另一番情景。
汇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是,中国人基本上把它束之高阁,不愿使用,不敢使用。从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以后,因为过度贬值,出现了一个缓慢升值的过程,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国家货币纷纷大幅贬值的过程中,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对于亚洲经济的稳定和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谁知这一临时措施居然变成了一项长期政策,危机后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不动就是7年。2005年汇率改革后,再次出现了缓慢升值,但是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再次回到盯住汇率又是3年。
不知错过了多少调整的大好时机。《见证》揭示了“升值恐惧症”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害怕外汇资产损失(94—97页),二是错误地借鉴日本经验(第77—78页)。
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没有涉及,就是企业的承受能力。有关部门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只有3%,也就是说,超过3%的汇率升值,企业就得亏损。其实,这个用来抵制升值的理由表面上虽然能够言之成理,实际上则是一种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
从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21%,中国的出口不减反增,它一方面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只要政策灵活,企业就会提升自己的应对能力。
现行政策只是把全部风险和责任放在政府一家的身上,而不是由成千上万的企业来共同分担。《见证》之所以没有关注这一问题,可能与作者的专业兴趣有关,余教授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收支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未能顾及到微观方面的原因。
至于作者提出的关于汇率升值的一系列政策建议,笔者完全赞同。但应当指出一点,第一步首先应当把现已出台的政策落实,即真正做到在日波幅0.5%以内,央行不再干预。
应当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而调整的办法有二:一是数量调整,主要是投资调整;二是价格调整,主要是机制调整。长期以来,中国是重投资调整而忽视价格调整。外国人非常羡慕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其实,这类投资除了增加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和国有部门的垄断以外,也造成了进一步的结构扭曲。而所有价格手段,包括汇率、利率和其他资源要素价格,既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也是利益分配和实现的机制,都是经济调整最有效的工具,但是都在政府的管制之下,通常弃而不用。比如,尽管实际利率已经是负值,但宁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也不动利率。至于利率的市场化,也是遥遥无期。其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升息会刺激热钱流入,但正如《见证》所说,利差并非热钱流人的主要激励。必须明确,改革和调整汇率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全部问题,但是,如果不解决汇率问题,中国经济调整和再平衡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见证》明确指出,外汇储备的大量和持续积累,已经使中国跌入了“美元陷阱”,而且利益的驱使和路径依赖使我们难以自拔。它说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合理的可容忍的“度”。在缺乏信用或者信用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债权人怕债务人、黄世仁怕杨自劳的怪事,即使是在信用良好的情况下,过度放债和举债,也必然会出现债权人怕债务人的情况。
在现实的情况下,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人质”,我们既不可能排除美国人毁约赖账的可能,更无法防止美国人采取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等办法减债、逃债的可能。
正如《见证》借用萨默斯的“金融恐怖平衡”指出的那样,“这种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国完全占据主动,而它的对手却深陷美元陷阱、进退两难”。
《见证》提出的对策是有效的,问题是决策者会不会采纳。概括起来,这些对策是,第一,汇率升值,真正实施有管理的浮动;第二,大幅度减少引进外资;第三,扩大对外投资,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第四,减少和取消对外资外贸的政策优惠,真正实施国民待遇;第五,改革国内资源要素价格,消除相对价格的扭曲;第六,购买资源性产品,增加国家战略储备。
在所提对策中,有对外发行人民币债券一项,笔者也曾提过类似的建议。仔细想来,恐怕要做一点补充。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国内一些企业借了日元债务,由于日元处于升值过程之中,有的企业因此债台高筑,甚至破产。如果不出意外,人民币也处于升值过程之中,这样巨大的风险是明显的,它不仅不利于藏汇于民政策的实施,也不利于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要鼓励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和购买,恐怕需要对汇率风险做出一些安排。
《见证》对很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了评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如央票的运用和作用的局限性,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的时机和次序,用通货膨胀实现实际汇率升值的利弊,等等。总之,《见证》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水平和实际价值的经济学著作,作者把国际收支这样一个人们比较陌生而又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讲得如此透辟和清晰,稍有经济学基础的人都可以读懂,一般人也可以听得明白,特别值得有关决策者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