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刘海红 白恩培曾把刘汉介绍给仇和 仇和:我帮不上忙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又让基层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仇和有了很大的意见。
2008年2月20日,仇和邀请了江苏省的一批官员和商人,到昆明给干部介绍招商引资经验。却没想,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位干部竟打起瞌睡,仇和当场点名。两天后,这位招商局副局长被辞职。此事件报道后,仇和的铁腕治官被一些人称好,但也有一些人说这是“人治”。后来,仇和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情后,通过秘书向外界澄清了一点:他并没有要这位干部辞职。
此事无意中割裂了仇和对媒体的信任感,他对报道很不满意,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此事件的意义。“后来,他从来不接受本地媒体采访,也几乎不接受外地媒体。”一位本地媒体人说。
“这件事情以后,昆明的干部都很畏惧这位领导,唯恐改革的刀子动到自己身上。”熊思远说,“对他是又恨又怕。”
这也正是仇和的矛盾之处。尽管他觉得媒体的解读歪曲了他的本意,但在内部,他却顺水推舟,默认了既成的事实。
“其实这时候,在云南官场,仇和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昆明本地的一位官员说,“在官场,很多人惧怕仇和,觉得他太认真了。虽然表面上认同,私下里却常常抱怨。一些干部甚至纷纷找关系,调到省机关去。”
本地官员对仇和的排斥,让他显然跟这个官场格格不入,觉得有必要找到一些能执行他施政理念的干部。瞌睡门事件发生前,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这样的举措让昆明本地官员更不敢懈怠。“也有些人认为,这些外来的干部占了本地干部上升的位置。”一位官员说,“当地人称这批博士为‘仇宝宝’。”
40名博士基本都被安排进了昆明市下辖县区的一些重要领导岗位。仇和在接见这批博士时,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是想从外面获得支持的力量,从昆明市的中层干部中获得执行力。同时,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执政智慧。”一位知情者讲,“仇和觉得这批人有知识,也有现代意识,可以在未来把政府的秩序和程序建立起来。从而改变目前这种人治的局面。”
一位跟‘仇宝宝’有过深入接触的干部说,这些人进入官场后的确给官场带来了一些新风。“在法规程序的制定上做得非常好,也打破了很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格局。”
遗憾的是,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后,这批博士几乎都被调离了原有岗位。理由就是“书生气太重,完全对事情没有决策能力,不懂官场”。
在仇和执政昆明整一百天时,当地的一份报纸——《云南信息报》为此做了一份特刊,细数他给昆明带来的种种变化。云南当地的学者对仇和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云南大学教授称之为“仇和新政”。
时任云南省委一位主要领导看到报道后,颇为不悦。“带话给报社,说尽管报道很客观,也很真实,但还是尽量低调些。”一位知情者说,“另一位省领导看到后,也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省委常委里面又不是仇和一个人,其他人也还是在做事的嘛。’”
面对官场同僚的不理解,仇和依然孤独地前行,他的说法是,“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认为,虽然仇和带动昆明经济实现了飞跃的发展,但遗憾是“最后他没能在昆明官场培养一个他的反对者”,并没有兑现他自己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