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东西方大学 成中英: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

我算熟识殷海光先生的,因为我在大学时代听过殷先生的课,从台湾出国前后也常见到殷先生。后来回台湾大学讲学数次还和殷先生有些接触,甚至也因之发生一些反映那个时代的事情。在此文的第一部分我将就我的记忆中的一些事件说明我对殷先生的认识。在此文的第二部分我想谈谈我对殷先生的一些我所知道的观点的理解与评价。

大学时代我不是殷先生的“跟随者”(fnllower),后来对他的思想也未进行任何深刻的分析与讨论。但我对殷先生的生平事迹却有深刻的感受,对他的人格心态也有深刻的体会,对他的思想探索更有一番同情与敬意。无疑,殷海光是一个悲剧时代中的悲剧英雄人物。

没有他的性格中的一些特质,没有他对学术中的一些坚持与向往,没有他对时代的高度的敏锐触觉,他是不可能用他的一生的遭遇与追求衬托出他的——也是中国近代史的——极为病痛沉郁的一刻。

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与殷海光先生有些交往。其时,殷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我是外国文学系的学生。这一段交往也许能够帮助了解殷先生及其学术,也许可以帮助了解殷先生在思想史方面的地位。

我那时对哲学兴趣浓厚。哲学课基本上都听了,以方东美先生对我影响最大。三年级时知道殷海光先生非常有名,非常激进,跟随他的学生很多,以法学院、文学院学生最多,如张灏先生、林毓生先生、陈鼓应先生等等。我自己属于诚实型的学者,观察得多,参与得少,而且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的传统,重点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

在中国哲学方面,我比较醉心于周易、儒家形而上学方面。我很想了解现代数学、逻辑,我可能是文学院唯一一个选微积分的学生。听说殷先生在教逻辑,我就去听他的课,由此认识了殷先生,但并不接近,也没有跟随他,主要是听他在课上怎么讲。

有一次,他上课时带了一本美国出的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书,作者叫“Rosenbloom”,他说这本书很难念,大家要对这本书有所了解,但他本人也不了解。后来这本书到了我手上,读过之后,对数理逻辑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慢慢地,我知道他对逻辑实证论特别有兴趣,那时他开了一门课,就叫“逻辑实证论”。殷其时用的一本书,作者叫“Hospers”,主要是逻辑实证论方面的,殷教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每个字都推敲,由此可以看出殷具有一种非常尖锐的语言分析能力,我分析这可能与他早期师从金岳霖先生不无关系。

由此可以联系到一个理解上的问题,就是殷先生可以说是接引了五四时代一种知性的分析的传统。在五四时代,尤其是在五四后期,接受了西方哲学家,其中两位影响尤甚,一位是杜威,一位是罗素。

罗素与金岳霖先生关系密切,杜威与胡适之先生过往甚密,但这两者实际上不是一条路上的。在分析五四精神的时候,知性的精神分析问题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而殷基于他的性格和历史演化,从一个知性的分析走入到一种社会的参与,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参与上面,这一转化我在当时感受到了。

一天上课时,他拿出一本书,就是唐君毅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殷先生昂首阔步走进来,拿着这本书,说,这本书可以丢到茅厕坑里去了。对此惊人之言,我很吃惊,唐先生的书我看得很少,但我知道他是提倡中国文化的。

我当时就对刘述先讲,“是不是太极端了一点,怎么会这样?”这种非常严厉的批评反映了五四精神,同时,这里也显示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一个西方的、知识主义、理性分析精神之间有一个重大的阻碍和隔阂,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个界面,是否可找到一个可通约的方法,这的确是殷后来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我觉得是应该提出来讨论的。

从后期来看,显然在心态上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唐喜欢讲“花果飘零”,文化的种子要在海外生根;殷也谈到自由的火花要播下种来,所以这种“种子意识”和心态,都希望多传播一点什么,多影响这个时代一点什么,多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发展贡献点什么。

这个也许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五四,还是在后五四的时代里面,可能都有这种心态。

但是问题在于,怎么把这样一个知性的、一个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启蒙价值的文化思潮和一个非常具有传统、但是是一种深入体验的一种中国文化的价值结合在一起,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方面的人士都可以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殷身上,我也看到了这样一种冲击。

大约在1964年,我回到台大,开了一门分析哲学的课程。一次我讲奎因哲学,殷先生就坐在台下,非常认真地听。有一次听完之后,我们还继续谈一些事情,但很少涉及到政治。但是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有一次,中国文化大学邀请我去作两次讲演,讲美国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第一次讲演中,殷先生来了。我讲完之后,殷第一个发言,问题好像是讲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其真正的立国精神何在。他说先说说他自己的观感,他说完之后我也再说了一些。

此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说我的第二次演讲因某种原因被取消了。后来才知道,殷已无公开发言的机会,即当局对他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开露面,有接触群众的可能性的时候,就马上予以阻止。在这种非常严峻的气氛里,殷的道德勇气、追求知识的热忱还存在,这令我非常佩服。

1965年之后,他送了我一本书,即《中国文化的展望》,签名非常客气,是“殷海光迟赠”,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

理性的精神、分析的方法是殷先生一种衷心的愿望与追求,但他没有将其发挥到极致。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负面,找到了一些问题,如讲天朝型的中国文化观,可以说是基于文化学、社会学的分析来为中国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历史传统作了很多定性、定向的分析。

但对中国文化的精神面、价值面,我认为可能还是没有完全照顾到,也就是说他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对西方的优点掌握很多,缺点没有掌握;中国的缺点掌握了,但优点没有掌握。这还需要一个新的整合,但是很不幸他得了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殷是一位悲剧人物。

他有一些潜力,面临一些问题,他是一位很真实的人物,他面对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了解或认识,但是他没有时间。从我个人感受来看,有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受。

对殷氏的理解和其影响,我认为对他过去早期的思想谈得太少。真正要了解殷先生。就要了解那个时代及其变迁。比如说,我不太清楚.他本来是《中央日报》的主笔,后来又怎么离开了《中央日报》,慢慢变成批评国民党。他在这里经历了怎样的一种转变,这个关节我不太清楚。

第二个不清楚的是他跟徐高阮先生、许道麟先生等,谈自由谈得很多,但什么是自由?自由的概念如何?《自由中国》以自由标榜,《民主评论》提倡民主。自由、民主,尤其是自由是一个后五四的概念,自由的边际是什么,它与其它价值如何结合,没有很好地进行探讨。

殷氏与徐高阮、许道麟、徐复观、胡适之有些什么交涉和冲突,我还没看到能够说得很清楚的文章,这是我觉得欠缺的一个地方。

关于他的影响,他当时属于很Popular(流行)的学者,比如说张灏、林毓生先生等都跟在他后面。对于一个哲学家而言,影响不一定要即身而成。1974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殷门弟子受到了牵连,虽然此事已于去年(1997年)平反,但仍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课题。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的场所,像殷海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一种知识的理想,一种心态,和这样一种距离所产生的一种冲突,构成了他个人的病痛和悲剧,同时也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范畴中去间接地反映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从当前来看,可能更有意义。

思想跟性格是有关系的。William James有一个性格论。他说哲学家可分两种,一种是硬心肠的.一种是软心肠的。硬心肠的是指纯粹理性主义,纯粹到后来,变成了一个系统家,一个系统构造者。如黑格尔,柏拉图也可入此列。

软心肠的喜欢大的思想,以思想掌握环境,以哲学理念来掌握经验,但是硬心肠的是以经验掌握理论、慨念。所以比较属于经验主义的。那么殷先生属于哪一种呢?这里我不好作最后的判断,我只觉得殷是一个性格中人,是一个很有性格、很有感性的一个人。

这种性格、这种感性也影响到他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要了解殷及其背景,以及从这个了解中作出对那时台湾的中国文化、社会和中国人的心态的某些有价值的结论的话,那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考虑进去。尤其是在讨论到大陆与台湾这个断层时,殷更具有一种联系的作用,因为恐怕殷之后,大陆上的东西基本上都看不到了,具有五四精神的人物都已经没有了。

在这一部分里,我来谈一谈对殷先生的评价。基本上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说。

首先是关于逻辑实证论。殷先生非常向往知识,非常向往方法。注重方法,注重论证,注重科学,同时非常注重价值。他基本上就是在价值中讨生活,他每天面临很多决策,很多选择(价值的选择)。他甚至不能像金岳霖先生那样关在书本里面从事他的语言的逻辑的分析,所以他并没有真正把逻辑实证论贯彻起来。

他唯一谈到的一点,从逻辑实证论对价值概念所做出的一些判断,认为它是具有一种情绪化的思想,但他并没有把它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中国人讲了半天理性,但是对自己的价值间接的、直接的、潜意识的、有意识的,还是那么坚持,甚至于都不知道是在自觉地坚持,一方面讲科学,另一方面又反科学;一方面讲理性,另一方面又反理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纠缠不清的二律背反,这个他并不知觉,这个情况在知识分子里面很容易出现。一讲自由就非常极权,讲极权的人也许不知道发展到最后可能还要走自由的路。

其次,对自由主义的看法,也是从一个二律背反的观点来看。他喜欢推荐海耶克的一本书,即《通往奴役之路》。海氏的自由主义,他本身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背景,对自由的概念、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今天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是否会发展成另外一个极端,如托拉斯等,这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他和新儒家有什么冲突和交往,在这一点上,韦政通先生讲得很好。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中国文化的整体的价值概念,作为一个人性、人文、人本的哲学思想,如何将它们揉合在一起,达到一个既自由又具有一种正义的社会的理想,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而殷先生因为时间和境遇,也许假以天年,他会更好地面对这个问题,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哲学家,我想一定是可能的。

说明:本文系颜昌武根据成中英教授在“纪念殷海光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及提交会议的论文提纲整理而成,未经成先生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