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维崔健 崔健 30年后依然摇 滚红彤彤的心 它放着光辉

“红彤彤的心,它放着光辉,照着我的双手红得发黑!手中的吉他像一把刀子,它要割下我的脸皮只剩下张嘴。”

崔健依然戴着那顶白帽子,抓着电吉他,憋着劲、咬着后槽牙倒出串串歌词。他身后,是上百人的北京交响乐团。大提琴、小提琴、长号、铜管、大鼓……海啸般起起伏伏,与崔健的节奏合得天衣无缝,现场壮观得一塌糊涂。崔健喊起来:“北京交响乐团,如今也摇滚了!”

这是2017年的摇滚交响乐音乐会,《环球人物》记者第三次见到崔健,56岁的崔健。时间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了吗?有的,头发短了,眼袋深了,成了大叔;但也没有,那个赤诚而坚硬的内核还在,跟30多年前唱“我曾经问个不休”的劲头毫无二致。若到街上问问“00后”,谁是中国摇滚乐第一人?相信除了崔健,他们也答不出别人。

搁在30年前,看崔健演唱会的,是他们的父母。1988年1月,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为了看这场演唱会,有些人花一个星期的工资买张黄牛票,演唱会后还赖了40分钟不肯走,直到崔健本人出来劝,才乖乖骑自行车回家;还有人转到后台门口守着,等他出来。

若问“00后”,是否懂得父母为什么迷崔健迷到发疯?相信是不懂的。那时人评价崔健,“他的姿态是不妥协、不气馁,他表达无边无际的怀疑、无穷无尽的发问,他倾诉迷惘、痛苦和忧虑。

”这样的感觉让经历十年“文革”的青年极易产生共情——他们迎接新时代到来,激动欢喜,鼓点躁动起热血;但社会的剧烈变迁,使他们无法适应新的角色,他们迷茫、挫败,甚至质疑曾经坚信的价值观,尖锐的金属乐声就是他们心里的撕裂。“知识分子以无法控制的颤抖表达自己的‘呼喊’”,有人回忆在这场演唱会上看到的一幕。

1988年怎能在崔健的声音里开年?责难和质疑滔滔而来,他的《一无所有》等歌曲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而首先站出来为崔健正名的,是人民日报。当年 7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刊出《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其中写道:“摇滚乐能否在我国激起如西方世界一般的狂热,尚未可知。

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审美习惯的问题,不应扯到社会制度或阶级性上,大可不必为它的出现而忧虑……但愿崔健和摇滚乐所遇的不公正遭遇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党报的力挺,几乎是一锤定音般的收效。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卫星传送崔健演唱《一无所有》的实况,作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夜特别节目,向全球播出。直播的方式,奥运会的契机,说1988年是中国摇滚在世界亮相之年,毫不为过。

但崔健的价值不止于崔健,他把门开到敞亮,后崔健群开始集体登台。两年后,黑豹乐队和唐朝乐队大放异彩。1994年,台湾滚石公司下属的魔岩唱片推出了3位大陆摇滚歌手——26岁的张楚、25岁的何勇和窦唯,“魔岩三杰”问世。

当年12月17日,三人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香港的乐迷第一次见到北京摇滚的模样。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在《香港演出后记》里写道:“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观众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盛极而衰。那个夜晚像烟花一样转瞬即逝,燃烧十余年的中国摇滚热迅速熄火。1996年,何勇在一场工体演唱会结束后,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张楚在发表第二张专辑后回老家西安过上了隐居生活;窦唯则彻底改变了音乐风格,从大众视野走出;贝司手张炬车祸身亡,唐朝乐队一蹶不振……朴树、郑钧、汪峰这些后起之秀,也渐渐从纯粹的摇滚里生长出民谣与都市的风情。

到如今,摇滚还在吗?在,也不在。汪峰的皮裤、朴树的新作、崔健的演唱会,一出来还是刷屏的热点;然而北京、上海的livehouse以及音乐酒吧里,已经极少听到原创摇滚。

这是时间做出的选择题。技术的飞跃让娱乐方式不知更迭了多少代,韩国、日本的综艺节目汇入,各类选秀、真人秀登上荧屏,手机游戏占用了更多时间;经济的崛起消解了曾经强烈的集体不安,年轻人更想追赶和抓住什么,而非质问和呐喊什么。我们的焦虑比上一辈人更少吗?并没有。有人说“摇滚是面对着生活的不服”,我们只是顾不上不服了,时间得用来向前赶路。

回首望,只有崔健依旧在,他像一把刀子,牢牢地插在摇滚的土地上。1994年,他在歌曲《盒子》中考问理想的缺失——“没有理想的世界在我的手里,越来越他妈像个耗子”。1998年,他在歌曲《混子》中表达对拜金价值观的质疑——“多挣点钱儿,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

2005年,他在歌曲《蓝色骨头》中探讨智慧和自由精神,“我爸爸当初告诉我要想有出息,就得好好学习拿出好成绩,可是我不太相信这个,我说人活着要痛快加独立才算是有意义”。

崔健也在忧虑,他提醒年轻人关注中国文化:“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是世界公民了,是大城市的人,别忘了,你可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西方的摇滚学习一些就够了,大量的精力应该去看自己的文化,解决自己的问题,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们的文化解决不了中国人真正的心理问题,必须创造自己的文化方式。”

或许,这就是中国摇滚未来的路,向内而生,向着中国人的心扉而生。谁来唱出这时生活的焦虑?谁来戳中我辈青年的痛点?谁来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的摇滚精神呵护?答案也许依然是崔健。他接受采访时说:“我最希望的死亡方式就是能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家里的床或者沙发上。”“舞台就是战场,在战场死去,是最好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