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词 为什么会有观点说苏东坡是词的外行?
我们都知道,苏东坡当然不是词的外行。但这种观点追根溯源,却也不是没有来由,这还要从“词”这一文体特征说起。
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有云: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说东坡以诗为词,不是词的本色。历代批评家对此都有所提到。那么究竟什么是以诗为词呢?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里引了李清照的这一段话:
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后世对东坡词的诟病,多从此来。一说东坡用诗的材料入词,写的是“句读不葺之诗”,二说东坡词“不协音律”。
先说“句读不葺之诗”,此其实是创作理念的冲撞。词自花间始,多歌儿女艳情、离愁别绪。文人词基本不能摆脱这类狭隘的题材,嘲花鸟、弄风月,艺术手段虽渐渐成熟,精神层面却少见突破。盖因词人于现实无所作为,内心空虚,只能一味歌咏贵族的美学趣味,后人谓之“婉约”。(此处或有失当,似后主“人生长恨水长东”生命意识之深沉,同叔“昨夜西风凋碧树”之壮采,六一“始知东风容易别”豪放中又有沉着,皆不能单以“婉约”论。)
而东坡以诗法入词,大大地扩大了词的范围,如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颇有太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神韵,与当时的词大异其趣,故曰“句读不葺之诗”而非词本色。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向子湮<酒边词序>》)
胡氏此言可窥一斑。
而由“ 句读不葺之诗 ”又引出了“不协音律”、“不能唱曲”之议。原本词在宋,乃是有曲唱颂的,曲调的节奏需和词义的节奏相符合。清人王又华在《古今词论》中引用毛稚黄言,指出了这一点: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他家间亦有之,亦词家一法。
若按曲调节奏断句,那么便会出现“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细看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类全然不通的词句。故言东坡“不协音律”,甚至有东坡不会唱曲的说法。
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彭乘 《墨客挥犀》)
至于东坡到底通不通音律,陆游认为“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东坡曾在《与朱康叔简》提到微改陶潜《归去来兮辞》以入声律,作《般涉调·哨遍》。郑文焯批云:“读此词,髯苏之深于律可知。”颇有道理。东坡不以音律而改词,正是东坡将词看作独立的抒情诗体而非曲子唱词的缘由。而也正是李清照说其“以诗入词”、“不协音律”的缘由。
而至于后来如何被好事者道听途说,如何借此以贬低东坡是词的外行,如何借此为自身词不工声律开脱……这些都是后来之事,与苏东坡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