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中国文化 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而爱国意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只有认识到祖国的可爱,才能具有爱国意识。而要认识到祖国的可爱,又必须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正确的理解。几千年来,中国文化长期延续发展,虽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而仍能自我更新,继续前进。
这发展更新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何谓精神?精神即是思维运动发展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中国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文化的基本精神。
当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思想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文化的基本精神必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领会,对于广大人民具有熏陶作用。
二是具有激励作用、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这两方面的表现,才可以成为文化的基本精神。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其主要内涵有思想基本观念,即: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亦即认为人与自然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所谓合一是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在春秋时即已有之。《左传》记载子产之言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又记郑大夫子太叔之言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业,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这是认为礼是天经地义,即合与自然界的必然准则,“天经”与“民行”是统一的。
应注意,这里天是对地而言,天地相连并称,显然是指自然之天。子产将天经地义与民则统一起来,但也重视天与人的区别,他曾断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当时占星术利用所谓天道传播迷信,讲天象与人事祸福联系起来,子产是予以否定的。
孟子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所以知性便能知天。但是孟子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证。
《周易大传》提出“裁成辅相”之说,《象传》云:“天地交泰,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系辞上》云:“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文言》提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谓先天指为天之前导,后天即从天而动。与天地合德即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调谐。
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宣扬“天副人数”,陷于牵强附会。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四字成语,在所著《西铭》中以形象语言宣示天人合一的原则。《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所谓天地之塞指气,所谓天地之帅指气之本性,就是说: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人与万物都是气构成的,气的本性也就是人与万物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
这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但张载也承认天与人的区别,他在《易说》中讲:“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者,此直谓天也,天则无心……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
不可以忧言者天也。”天是没有思虑的,圣人则不能无忧,这是天人之别。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
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西方所谓“克服自然”、“战胜自然”有很大区别。在历史上,中西不同的观点各有所长,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改造自然的辉煌成绩,但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时至今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确实是必要的了。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相对于宗教家以神为本而言的。孔子虽然承认天命,却怀疑鬼神。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觉悟,而不必求助于鬼神。
孔子更认为应重视生的问题,而不必考虑死后问题。《论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更不赞成祈祷,《论语》载:“子疾病,子路请祷。
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而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就矣’”孔子对于鬼神采取存疑的态度,既不否定,亦不肯定,但认为应该努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必向鬼神祈祷。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是非常深刻的。
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后汉思想家仲长统讲的最为鲜明。仲长统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谓死时之宜也;所一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从此而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于?”这里提出“人事为本”,可以说是儒家“人本”思想最精确的表述。
所谓以人为本,不是说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本。
佛教东来,宣传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念,一般群众颇受其影响,但是儒家学者起而予以反驳。南北朝时何承天著《达性论》,宣扬人本观念。何承天说:“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安得与夫飞沈蠕并为众生哉……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这就是完全否定了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迷信。
范缜著《神灭论》,提出形为质而神为用的学说,更彻底的批驳了神不灭论。
宋明理学中,不论是气本论,或理本论,或心本论都不承认灵魂不灭,不承认鬼神存在,都高度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气本论以天地之间“气”的统一性来论证道德的根据,理本论断言道德原于宇宙本原之“理”,心本论则认为道德伦理出于“本心”的要求。
这些道德起源论未必正确,但是都摆脱了宗教信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意识都比较淡薄。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虽然道德也是有时代性的,但是这一道德传统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刚健自强
先秦儒家曾提出刚健自强的人生准则。孔子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刚毅即是具有坚定性。孔子弟子曾字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临大节而不可夺,即是刚毅的表现。《周易大传》提出“刚健”、“自强不息”的生活准则。《象传》云:“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
”《文言传》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指天而言,天行即日月星辰的运行。日月星辰运行不已,从不间断,称之曰建,亦曰刚健。人应效法天之运行不已,而自强不息。
自强即是努力向上、积极进取。《系辞传》又论健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这是说,天之至健在于能知险而克服之,以达到恒易。所谓自强含有克服艰险而不断前进之意。儒家重视“不息”,《中庸》云:“故之城无息。
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儒家强调不懈的努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古代哲学中,与刚健自强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和为坚持原则可以牺牲个人生命的思想。孔子肯定人人都有独立的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又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赞扬坚持独立的人格。孔子更认为,为了实行仁德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人。”孟子进而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里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即义,其中包括人格的尊严。孟子还举例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不受嗟来之时,即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刚健自强最基本的要求。
先秦时代,儒道两家曾有关于刚柔的伦争。与儒家“重刚”相反,老子“贵柔”。老子提出“柔弱胜刚强”,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他以水为喻来证明柔能胜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贵柔,意在以柔克刚。柔只是一种手段,胜刚才是目的,贵柔乃是求胜之道。孔子重刚,老子重柔,其实是相反相成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宣扬“刚健自强”,道家则崇尚“以柔克刚”,这构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两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影响还是大于道家的影响,在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有主导的地位。刚健自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在历史上,《周易大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对于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确实起了激励鼓舞的积极作用。
以和为贵
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同至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
《国语》记述史伯之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质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对和的意义的解释最为明确。不同的事物互相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这叫做“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
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这是“同”,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春秋时齐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亦曰可,以去其否。”这称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字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瑟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于文化的发展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老子亦讲“和”,《老子》四十二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五十五章中说:“知和曰常,知常曰命。”这就肯定了“和”的重要。但是老子冲淡了“和”与“同”的区别,既重视“和”,也肯定“同”。
《老子》五十六章中说:“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和光同尘”之教把西周以来的和同之辨消除了。墨子反对儒家,不承认和同之辨,而提出“尚同”之说。墨子有许多进步思想,但是尚同之说确是比和同之辨后退了一步了。
儒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大传》提出“太和”观念,《彖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里所谓太和是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像。
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这,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尔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善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里所谓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今天仍然必须承认的道理。
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已成为长期起作用的客观规律。
在历史上,汉族本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在近代,汉族又和五十几个少数民族融合而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多元的统一,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谓“和”的体现。所谓“和”,不是不承认矛盾对立,而是认为应该解决矛盾而达到更高的统一。
以上所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都是用的旧有名词。如果采用新的术语,“天人合一”应云“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人与自然的一致”、“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
“以人为本”,应云人本主义无神论。“刚健自强”,应云发扬主体能动性。“以和为贵”,即肯定多样性的统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湛思想,亦即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所在。
以上,我们肯定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等思想观念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历史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思想观念的含义也不是单纯的。
正确的观念与荒谬的观念、进步现象与反动的落后的现象,往往纠缠在一起。所谓天人合一,在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用来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董仲舒所谓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人副天数”、“天人感应”,那完全是穿凿附会之谈。
程颐强调“天道人道只是一道”,认为仁义礼智即是天道的基本内容,也是主观的偏见。在董仲舒以前,也有一种天象与人事相应的神学思想,但这不是后来哲学家所谓的“天人合一”。儒家肯定“人事为本”,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迷信在中国社会并无较大影响。
事实上,中国旧社会中,多数人民是信仰佛教、道教以及原始的多神教的。但是这种情况也不降低儒家人本思想的价值。“以和为贵”是儒家所宣扬的,但是阶级斗争、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往往是很激烈的。我们肯定“和”观念的价值,不是宣扬调和论。
中国文化具有优秀传统,同时也具有陈陋传统,简单说来,中国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于四点:一是等级观念;二是浑沦思维;三是近效取向;四是家族本位。从殷周以来,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严重的痼疾。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但等级观念至今仍有待于彻底消除。中国哲学长于辨证思维,却不善于分析思维。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分析思维的。如何在发扬辨证思维的同时学会西方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中国学术向来注重人伦日用,注重切近的效益,没有“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原因之一。
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西方近代社会是“自我中心,个人本位”。中国近代以前则不重视个人的权益,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的家族本位已经被打破了。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社会本位、兼顾个人权益。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此,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短得失是完全必要的。
(本文是张岱年先生为傅永聚、韩钟文总编的《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所作的代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