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与谢觉哉 革命老人谢觉哉

          谢觉哉(1884—1971),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 《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

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这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主要著作收入《谢觉哉文集》。

             谢觉哉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早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18年至1919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在湖北、上海、湘鄂西苏区,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任《大江报》、《红旗》报、《工农日报》主编。

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7年王定国(前左二)与谢觉哉(前左四)、刘英(前左三)、徐梦秋(前左五)、彭加伦(前右二)、贺子珍(后左三)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七七事变后赴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同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

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8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5年担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

                      1938年秋,徐海东(左起)、贺龙、谢觉哉、罗荣桓、萧克、关向应、罗瑞卿、杨尚昆、萧劲光在延安会见美联社记者汉森后.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

他常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子。在内务部工作时期,他本着“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精神,除亲自参与制定各种救灾救济抚恤政策的制定,还奔波于各地灾区,访贫问苦,具体解决实际问题。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亲自查看案卷,大胆纠正冤假错案,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这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谢觉哉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194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谢觉哉为负责 人。他首先组织批判国民党政府起草的“五五宪草”,同时着手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

他在革命的《宪法草案大纲》中,对于未来的国体、政体以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选举制度,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946年6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觉哉担任主任委员。他代表中央法律研究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发誓努力做好立法工作以迎接你所指挥的伟大的中国解放的胜利。”

                                                         大革命时期“宁乡四髯”何叔衡、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合影.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坚定鲜明地指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

”他认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在谢觉哉历来主张的这些立法原则下,1946年11月28日,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法律研究会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新的革命的宪法草案,即《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 。同时还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土地法等。这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是个开天辟地的大贡献。

         1947年3月7日,根据中央决定,法委会撤离延安,转移到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在这里,冒着敌机轰炸,为迎接全国解放,起草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和其他几个法律草案。

他要求“新的法律,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当年10月22日,谢觉哉带着这些草案,西渡黄河,重返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在佳县白云山上的中央临时住地,谢老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宪法和几个法律草案。从而,为新中国的成 立,作了必要的立法准备。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谢觉哉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长。

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司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司法干部。

他坚持亲自写讲课提纲,并每天讲课三个小时。建国前夕,接收北平后,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学,谢老兼任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校长,为全国培养大批司法干部。

         1959年3月,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到任后,首先提出切实改变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

他强调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谢觉哉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查大案要案,亲自查看案卷,从而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使法院这一专政工具,更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也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1959年的谢觉哉.

                                                       1950年王定国与谢觉哉合影.

       谢觉哉既是革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他在最早的中央苏区时期,就参加制定了中国人民的第一部 《选举法》 、《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 、《税收条例》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这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的立法工作迈出了第一步。

                        1961年王定国(左二)与谢觉哉(右三)、徐特立(右一)、吴玉章(右二)在董必武(左四)家中留影.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又为我国的革命司法工作和审判工作,创造了实践经验,树立了执法的模范。

“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

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他晚年担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实事求是的典范。              谢觉哉的一生,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

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62年王定国(左二)陪同朱德(右二)、宋庆龄(右一)、董必武(右三)、沈钧儒(右三)在机场迎接刘少奇同志出访归来.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童养媳到红军战士到社会活动家

  不堪回首话童年 王定国,1913年冬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茅棚里。 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家里,一没田地,二没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一间茅棚。

妹妹活活饿死了。为了安葬病故的父亲,母亲忍痛卖掉3岁半的二弟,换回4块做棺材的木板……她六七岁时,就来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15岁时王定国被送到一户姓李的人家当媳妇。嫁人、生儿育女、孝敬公婆,这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

然而王定国不同,她幸运地认识了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 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王定国家开会。王定国和母亲并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分,只知道他们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杨布客”,是王定国最熟悉的一位。这位以经营卖布生意做掩护的叫杨克明的地下党员给王定国讲了不少山那边的新鲜事儿: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子不裹脚等等。王定国听了,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即跑出山去看看。

在杨克明叔叔的鼓励下,王定国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放了脚走路安稳,干活有劲。剪了辫子,大人想揪着辫子抓我走也不容易了。”就是这些朴素的想法,让王定国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后来。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元,终于结束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获得自由的王定国,主动配合农民协会到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还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解放营山后,王定国参加了红军。

  唱着战歌去长征 王定国的长征,是在歌声中走完的。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到新剧团,主要负责服装、化妆等工作。 新剧团在行军间隙排练的歌剧、话剧、歌舞、双簧等都以革命的内容,鼓舞激励着红军战士。

王定国和她的战友们比别人多走了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向前赶路;休息时,演员又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

“我记得仓德山是我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涌雾罩,冷气袭人。爬到山顶时,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腰背冰凉,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同刀割。”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努力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过草地,王定国永生难忘:“我那时体重最多50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去了。” 王定国记得更多的是艰苦中的快乐:“贺龙是跟战士们一起过草地的,他骑在马上给我们钓鱼。边走边钓,我们小孩子就跟在后面捉鱼。

” 那是王定国第三次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执意南下;南下作战失利后,红四方面军又同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一起再度北上。王定国当时并不明白如此艰苦的行军为什么要一次次重复,知道的仅仅是必须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

“我们剧团大多是女孩子,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立着也会睡着。有时夜行军途中,忽然一道命令:原地休息。只要一坐下来,就会睡过去。有的同志醒来一看,队伍已无影无踪,便心急火燎地拚命追赶,几个小时后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掩护红军女将领 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令王定国没有想到的是,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王定国所在的“前进剧团”随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继续向河西走廊挺进。

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官兵,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团战士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与敌人苦战一天后弹尽粮绝,剧团领导大多牺牲,余下30多人全部被俘。误以为包围了红九军军部的敌人,发现抓到的都是些妇女和孩子,大骂上了当。

幸运的是,一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这次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提出扩大剧团。王定国和战友乘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团。

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是我党第一代女党员,曾留学苏联5年,当时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敌人悬赏1000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说是做饭的炊事员。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团都是小孩子不会做饭为由,提出让“苟秀英”来剧团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从而使张琴秋躲过了一劫。

                                                    这是当年王定国(打圈者)与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右一为谢觉哉.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回到党的怀抱,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共救出2000多名战友。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十分困难,就和伍修权一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考察调查,向党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并提出了建议,对解决原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的生活、医疗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勤学习大器晚成 获救的王定国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在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工作。

有一天,王定国和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聊天,一位老同志走过来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你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答应第二天缝好后给他送去。

老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叫谢觉哉,就住在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去送衣服时,谢老远远地招呼她,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们要多准备些辣椒,说这可以御寒。

这次再次相逢,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老,只记得起这个姑娘姓王,而王定国对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朝夕相处中,王定国和谢觉哉结成了革命伴侣。从此以后,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老身边工作。王定国在娓娓动听的讲述中,三句话不离“谢老”,在她心目中,比她年长30多岁的谢老,是同志,是爱人,更是导师。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 谢老14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卧床不起,70多年很少间断。

早期的日记大多遗失了,1919年以来的日记谢老精心保存着,其所用的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文革”中,担心日记被抄,谢老和王定国把日记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沙发里。

1969年的一天,被诬为“叛徒”的王定国结束40多天的囚禁生活回到家里,推开门,看到的是已经瘫痪几年的谢老躺在沙发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几十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日记。 1978年开始的6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

                                              老革命家亲属来川访问,图为王定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情景.

王定国酷爱书画。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老人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她最爱画的是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则是用嘴巴吹出来的,“画”和“吹”相结合的梅花栩栩如生,形象逼真。她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

  其实,王定国没有上过一天学。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是在74年前。1934年1月,王定国和区苏维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当时要求学员要能记住、能讲,最后要进行实习演讲才算通过考试。

她们大多数人不识字,只能用脑子硬记。考试时,王定国向全班同学声情并茂地宣讲了土地法,受到大家称赞,得了第二名。 真正激励王定国学文化的是谢老。“我和谢老结婚时,还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一天晚上,谢老赶写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找给他。

几份报纸,我竟来回拿了4次都不对。还是谢老自己取回报纸,谢老问我:‘定国,今天怎么啦,连报纸都拿不对?’我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不识字。从那时起,谢老就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学文化。”

                                                 江泽民同志亲切会见著名老红军、谢觉哉同志夫人王定国.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她参与发起的“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她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顾问,积极投入了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在她摆满了书画作品的客厅里,王定国为笔者展开一幅3米长的画卷。

这幅题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作于1996年10月,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日子。

画面上山色苍茫,红旗翻卷,千帆齐发,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留着徐向前、林月琴等2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 “他们都走了……”王定国平静地说。是啊,走过长征岁月的战友一个个离去了,而在长征中一起与恶劣的环境和凶残的敌人搏斗的情景还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