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家谱 谢觉哉家风纪事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中,著名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以家风严格而著称。谢觉哉在湖南老家的原配妻子何敦秀育有四男三女,参加革命后和女红军战士王定国育有五男二女,加上后来代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们,不下三四十人。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谢觉哉处理家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家风,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理智处理与老家妻子和家庭的关系
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宁乡,是清朝的末代秀才。1899年,15岁的谢觉哉结婚了。原配夫人何敦秀长谢觉哉5岁。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父亲是前清举人,当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谢觉哉参加革命后,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家里生活就完全靠30亩水田。从1921年致何敦秀的书信之后,除一封给岳父的祝寿信外,谢觉哉未再给家乡写信。尽管家里遭到敌人的多次迫害,但何敦秀仍旧顽强支撑着。
1937年春,谢觉哉到延安后,十年来首次给何敦秀写信,赞她是位“不平凡的女子”。谢觉哉流露出对于自己在外参加革命、无法照顾妻子的愧疚之情:“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副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罢!
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谢觉哉坦言:“……可惜得很,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
在信中,谢觉哉用一首五言长诗表现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家乡时入梦,风景依稀中。园韭绿如褥,庭松苍似龙。稚子已逾冠,雏孙正应门。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国破家宁在,貌衰心尚童。偶因朔风便,一纸当告存。”这些诗句表现了谢觉哉舍小家为大家、不忘初心方始终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动。何敦秀完整地保留这谢觉哉的这些家书。
一个月之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谢觉哉、王定国在兰州举行了婚礼。1939年何敦秀六十大寿之际,谢觉哉写信给她祝寿,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写满了四张大纸:“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现在我俩的孙男女都已十多岁了,你看时间过得多么快!”
新中国成立后,何敦秀开始多次要求进北京。谢老难以答应这个要求。在谢老看来,战争阻隔、革命需要已经使得前一段婚姻归于终结了。在何敦秀提出进京要求后,他先是不予回答,待她由生气转而冷静些了之后,再从多个方面慢慢开导她。
1951年9月,谢觉哉给何敦秀写去最后一封亲笔信,针对她提出要来北京的要求,明确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
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第二,经过了一年,家乡当已知道我是在做‘工’,而不是在做‘官’。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
第三,你现在的眼睛,不要望着我,要望着孙子们,他们才是有前途的。我们的希望就是后代。第四,我快七十了,我的先辈、家人都没活上六十的。你如记及我,当作我早已死了就是。第五,我们不是再不能见面了。
我并非下决心不回湖南。不过要有事才能回,因为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第六,晚辈和亲戚都说到生活困难,我都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国家有政策,能做事的有事做,孩子读书有公费。应该看清楚些,体会着新世界的事物。”谢觉哉理智、平和地处理了新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
谢老给儿子的十二字勉励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湖南老家的二儿子谢放,带上大哥卖掉一只母猪换来的盘缠,只身离开了老家。经过一段艰难的行程,谢放终于来到了延水河边的宝塔山下。谢老见我走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感到特别高兴,并且告诫谢放说:“来延安不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是要下定决心干一辈子革命,要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谢放是个从小在南方农村长大的青年,过惯了散漫的生活,刚开始不但适应不了陕北的生活习惯,而且对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工作要求也都缺乏认识。一次,谢放到父亲的住处去谈思想。谢放说:“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不如我想象的,怎么办?谁知真正干革命有这么难。
”谢老严肃地对谢放说:“你要经常保持积极性,阻力、不谅解、碰钉子是对你的磨练。革命没有顺利的事,很顺利又何必要你呢?”谢老又说:“宴安、享乐,没有人来责备,环境顺利是消蚀积极性的,这在无远见与无修养之人,容易被卷进去。
”谢老还说:“革命是考验人的。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主要不是看嘴上的表白,而要看实际行动。你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考验。
并且还不能只考验一次,革命天天都在考验人。”接着,谢老回忆起长征时的战斗生活,告诉谢放要向长征路上英勇牺牲的同志学习,要向那些经过长征考验、现在还在继续流血流汗的同志学习。
1944年10月,党中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三五九旅一部和中央机关部分于部,从延安出发南下开辟湖湘革命根据地。谢放感到这是父亲常说的“到生死关头去考验”的极好机会,便一面向自己的领导提出要求,同时又请父亲写推荐信。
谢老完全支持儿子的行动,上级也批准了谢放的请求。临行前,谢放去向父亲告别。谢老满怀深情地在谢放的手册上题了十二个字:“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并语重心长地说:“江南千千万万群众在盼望着去解放他们,我们曾经在那些地方战斗过。这回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派部队去建立根据地,任务很艰巨,付出的代价也将会是相当大的。”
南下大军由延安出发后,战斗频繁,艰险备尝,而谢放也经受了实际斗争的考验。1945年国共“双十”协定后,谢老从一个领导同志的口中知道了谢放的情况,高兴地给谢放写来了信和诗。诗说:“念尔征途远,经年未得书。初投班子笔,曾绝太真据。饥病一呼起,枪囊万里俱。这番经历后,甘苦竟何如。”
1946年初夏,当南下大军从中原突围返回延安时,几乎每天都要作战,还得爬过六月尚有积雪的太白山。谢放和战友们一道凭着红心铁脚板,夜行昼伏,终于在9月回到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总结会上,王震司令员说:“谢老的儿子始终没有退缩。
”谢老听了,知道谢放真正有进步,欣慰之中赋诗作勉:“历时二十二个月,走路一万几千里。喜你过家没通信,亦未中途离战营。险阻备尝识真伪,真理跟前看死生。这番经历应珍视,困学同时更勉行。”这首诗,实际上是谢老对儿子这段经历的检查总结。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钱
1962年,谢老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有这样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钱。’诗中的第一句倒有点像我的现在了。人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现在人民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工资,这都是人民身上来的,因而不能不有点惭愧。”夫人王定国总想让谢老吃穿得好一点,谢老总是说:“我们的吃穿已经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
谢老有次出外视察,被安排住在一个高级招待所里。他很是不安,心中挂念着许多衣食住行尚有困难的群众,并很感慨地写了两句诗:“愿速化为千广厦,九州男女尽欢颜。”谢老说:“因为住在这样好的房子里,不能不想起许多人还是住的破烂房子、甚至没有房子住的问题。我们与群众比,不能走的太远;忘记过去,走得太远,是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是会妨碍人民内部的团结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的。”
谢觉哉有句名言:“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这在他的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62年3月8日《致儿女》的家书中,谢觉哉以自己和王定国的经历告诫儿女们“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
他谆谆教导子女:“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教育子女在学会知足的同时,要把精力放到服务群众上来。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谢觉哉的拳拳情怀,以及谢氏家风的养成与传承。
谢老教育子女一定要艰苦朴素,想到人民。有一次,谢老的一个儿子上街没有买到皮鞋,回到家里便埋怨国家生产皮鞋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谢老在家信说:‘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党派我去兰州国民党统治区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那时我已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产皮鞋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谢老还说:“我们是艰苦中来的,现在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有的一家住在一间房子里,农村中老百姓有的吃不到油,城市居民也只能供应三五两油。我们要多想想他们,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才行。”
还有一次,谢觉哉的一个女儿请人代买火车票,由于没有沟通好而买重了。谢老批评女儿说:“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了你们连车站的门向东向西和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小汽车,凡是为私事动用的,谢老每次都付了车费。
为了防止子女产生特殊感,公家配给谢老亲的小汽车,他是从不让他们使用的。有一次,他发现儿女偶然用了车,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力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谢老对王定国说:“你外出也不能动用我的车,只能在我因公外出时搭车。”
为使子女永远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谢老多次提醒子女要向本单位领导争取多下基层锻炼。谢老听说要组织人下农村,就特地把50多岁的谢放叫到身边,对他说:“你虽是农村长大,又经过了战争环境的考验,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这些年来,你常住城市、机关,这样不好,况且也五十多了,今后下去的机会可能更少了。这次需要人下去,你无论如何要争取去干一年,要同战争年代一样,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对保持革命晚节有好处。”谢放遵照父亲的叮嘱,到河北省衡水地区锻炼了一年。
1963年,谢老湖南宁乡的一个儿媳带着小孙女来北京看望谢老。一天早上,小孙女昏迷不醒,送到儿童医院诊断,是急性脑膜炎。谢老只说了句“送进医院就是了”后,仍然继续埋头修改他的一个救灾报告。谢老的秘书吉世霖见谢老这样不动声色,有点急了。
他没有惊动服务人员和负责生活保卫的秘书同志,独自一人到儿童医院,向医生们叮嘱:“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孙女总算保住了命,母女安全地回湖南家乡去了。
还有一次,谢老在北戴河避暑,参加一个中央会议。一天,细雨蒙蒙,海面和沙滩上仍有不少游泳的人。忽然,远处传来了呼救声。原来是谢老家的一个八岁小男孩溺水了。当大家把生命垂危的孩子抢救上岸时,谢老却还坐在一块大海石上思考着什么。
医生紧张抢救,大家都忘记了饥饿与疲劳。就在此刻,谢老要大师傅给他提前开饭,说七点钟要去参加中央会议的小组讨论。谢老那从容自若的神情,使人感到这个海滩上、这个家庭里,一切都是那样的宁静、平淡。
对别人的骨肉,别人的疾苦,谢老是那样的关切,那样的爱护;而对于自己的骨肉,却是那样坦然处之,那样的沉静淡漠。看不出他有什么冲动,更没有为自己家属而用领导干部的特权,甚至连机关人员也不惊动与打扰。
谢老在北京当部长,儿子在老家务农
谢老一生造福于人民,对大众却毫无奢求。他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坚决地抵制资产阶级特权思想,是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公仆。
谢老要求自己极其严格。他第一次去旧居,湖南宁乡县委考虑他家里客人多,计划安排一个厨师帮助照顾生活。谢老当即婉言拒绝,并说饭菜要像平日一样,要家里人自己办。那时农村里供应油、肉已有一些紧张,谢老嘱咐在家务农的儿子“不要去排队为我买油买肉”,“没油菜也可以吃,只要有盐就行了”,“农民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他要求宁县县委对他不要有任何特殊。
建国伊始,谢老担任了第一任内务部长。对于托请办事、找工作的家人,谢老也总是回绝。1949年10月,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消息传到偏僻的家乡后,乡亲们议论着: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于是家里人也都想着去北京找个好差事。
谢觉哉回信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危为安。谢觉哉还在信中写下一首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谢觉哉同村的雇农),起得早来睡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其子女和亲属,谢老同样是极其严格的。当时在湖南宁乡的二儿子谢子谷到了北京,要求他安排工作。在新政权刚成立、政府工作人员缺乏的条件下,安排一个人的工作并非难事。但谢老却说:“全国刚刚解放,上头下头,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去工作好。
”谢子谷遵照谢老的嘱咐,回到县里便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以后,谢老在家务农的大儿子谢廉伯也提到过工作要求,谢老给他的答复是:“作田人还是要的。”他有很多亲戚在家务农,但从没有出面为他们安排过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老的一个妹夫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老一直没有应允。妹夫后来又当面提出,谢老幽默地答复说:“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来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1963年冬,谢老旧居附近一块山上的树木很快就要被人乱砍光了。谢老的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媳也砍了几株。公社考虑到她们是出于有气砍树,又是偶犯,经过批评教育以后,决定不按乱砍滥伐的性质处理。谢老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指出:“我的儿媳、孙媳违章砍树,应同样按乱砍滥伐处理,要没收,要罚款,并要她们在社员代表会上社员大会土检讨,不只检讨一次,还要检讨无数次,一直检讨到他们栽的树长到一两丈高,群众不要他们检讨时,才不检讨。
”为了这事,谢老又把在家乡工作的儿子、孙子叫到北京,要他们带着检讨书和罚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谢老的儿子和孙子,完全按谢老的要求做了。事情传开后,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敬佩,成了一次潜移默化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