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乐道 冯友兰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务委员。字芝生,河南唐河人。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10月8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祖父虽然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却作得一手好诗。

父亲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冯友兰七岁就开始在家里的私塾读书。1903年,全家随父亲到武昌,在母亲的监督下,他读完了《书经》、《易经》。1909年,到开封考取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

1912年到上海进入了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在上海上学的时候,学校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书是一本英文读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这本书引起了冯友兰的极大兴趣,他从学习逻辑开始进一步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而对逻辑的兴趣,又使他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1915年,冯友兰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他本想学西方哲学,因为当时教西方哲学的教师刚刚去世,课开不出来,所以他只好进入了中国哲学系。

1918年,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河南开封,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省立师范学校里教国文和修身。

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位朋友在河南办了一个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叫《心声》。冯友兰撰写了发刊词,词中写道:“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这个刊物,在当时的河南是惟一宣传新文化的刊物。

1919年秋,冯友兰来到北京,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顺利通过。1920年1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当时在该研究院担任导师的杜威教授对冯友兰十分器重,在一封推荐信中称赞冯友兰“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在哥伦比亚大学三年学习期间,冯友兰致力于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冯友兰先后担任的职务有: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兼文科主任(1923-1926);广东大学哲学教授;燕京大学哲学教授;清华大学哲学教授、系主任兼校秘书长和文学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长。

1946年春,冯友兰受美国薛文尼大学的邀请,担任该校客座教授。1947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同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2月回国,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评议会委员,后主持清华大学日常工作,迎接解放。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学部委员,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和中国哲学史组长。1982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冯友兰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主席团成员,第二、三届民盟中央委员。

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占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 ,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是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人,也是较早地把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之一。他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五百万言。

早在20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完成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谋求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途径。该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出版,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哲学史。补写两章后,1926年商务印书馆用中文出版,书名改为《人生哲学》,成为当时大学通用的教科书。

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完成了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书稿,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被译成英文和日文,在国外出版发行。这部30年代的著作直到现在,还一直被西方各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作为教材使用。

这部著作确立了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地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成就。这部书完成后,他的兴趣逐渐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了哲学创作。他认为,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而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这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了。

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冯友兰教学之余,共完成了六部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他把这六本书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所谓“贞元之际”,他解释说历史上曾有过晋、宋两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

而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这套著作,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体现了他在哲学上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

对这六部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说:“贞元六书,上接程(颢、颐)朱(熹)理学,并与西方新实在论相通,构筑了富于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讲学期间,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小史》,交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又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塞尔维亚文。

此书至今在西方仍流行不衰,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著作。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除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外,还开办讲座,向中外学人介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在继承和批判自己过去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

“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加以不公正的批判,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也被迫停了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不顾年迈,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上,终于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修订和写作任务,把余生献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上。

《新编》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末至现代部分。《新编》1987年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成果荣誉奖。

冯友兰从事教育六十多年,辛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如今在北京大学和研究部门工作的搞哲学的同志,许多人是他的学生,有些是他的学生的学生。他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青年十分关心和爱护。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搞历史的人要有“史德”,要掌握丰富的史料,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冯友兰1923—1926年在中州大学任教,是河大哲学系的创始人之一。他讲课深刻透辟,还亲自指导学生进行英译汉的翻译练习,以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

当时中州大学成立文艺研究会,冯友兰任名誉会长,并为研究会办的刊物《文艺》撰写了发刊词,申明:“中州大学研究会以研究国故和文学为宗旨,通过编辑此刊,使会员们的理智力和想象力,皆有适当练习之机会。”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这些都给中州大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友兰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解放前夕,在美国讲学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感到人们往往把中国古代文化,作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来研究,自己在讲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仿佛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时而产生一种自卑感。

他常常吟咏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故可以久留?”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思乡之情。他觉得无论如何,还是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全中国即将解放的国内局势,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居留下来,冯友兰却毅然回到了祖国。

在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派人来邀冯友兰赴南京,又被他坚决拒绝。在《新事论》的最后一篇《赞中华》中,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真正的中国人已造成过去的伟大的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的。”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冯友兰生前曾写下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自道平生志事,下联是所求理想境界,充分表达了他的为人为学。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冯友兰是一位传播人类智慧“真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