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与许粤华的私情 萧军私生女讲述: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这一切只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文坛宿将、“拼命三郎”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

图:鲍旭东一家与萧军合影

   文章摘自:《国家历史》  作者:鲍旭东  本文原标题:《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如果说,没有父亲的童年,人生是不圆满的,那么,我的人生就是不圆满的--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一天。

如果说,不能亲自教养女儿的父亲,心中是有缺憾的, 那么,我的父亲心中是有缺憾的--他一生中从未听我叫过他一声“父亲”。

这一切只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文坛宿将、“拼命三郎”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知识女性。

我原来的名字叫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1953年出生在北京。

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使我一直生活在父母亲手制造的影子后面,不仅在萧军子女的名单中找不到,甚至不为父母双方亲朋好友所知。

对我因此而受到的伤害,父亲萧军很内疚,当年他曾经几次不无伤感地对我说:“……他们(指他的其他子女)都在我身边,只是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

如今,父亲已经带着那份缺憾永远地离去了;我也早已走过不圆满的童年,心灵的伤痕随着岁月的打磨,已经结痂,化成了我最不肯触碰的记忆。

纵观父亲萧军多磨难的一生,承受的痛苦远远多于欢乐,更谈不上享乐。他的一生是坦荡、磊落、真实、正直、不可扭曲的一生。而坦荡磊落的人生,是用不着遮掩或粉饰的。我认为,只有真正有血有肉、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萧军,才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才会获得读者由衷的热爱和尊重。

在萧军已经离去22年后的今天,仍旧有许多人在关注着他,关注他的作品。有人说,“萧军是一部大书,书中蚀刻下许多历史的痕迹,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是苦难中国的见证人……”我认为,这部书的内容首先得够真实。

所以,能够如实地把我和父亲萧军的故事告诉世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是对父亲未了心愿的补偿。他生前多次对我说过:“你对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说,你是我的女儿……”--可见他并不想隐瞒事实。

更重要的是替父亲将一段真实的人生写照奉献给世人,避免以后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以及难以查证的疑团--那将会损害萧军的形象,伤害读者的感情。因为,作为文坛斗士,萧军不只属于他的家人,他更该属于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属于热爱他的读者们。

能够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既是对作家、对读者、对历史及所有当事人的尊重,也是身为子女者及所有当事人、知情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

我的生母和她的家庭

当年的故事必须要从我的生母与她的家庭讲起,不了解她的家庭,就不会理解这个故事。

后海北岸、银锭桥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楼有着宽敞的阳台,站在楼上凭栏远眺,不但后海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连远处的西山也遥遥在望,是名副其实的“银锭观山”。院子不太大,约两亩二分多,但很整齐。院子有前后两个门,一个门在后海北岸的海边,汽车可以从这里出入北面的另一个门斜对着铸钟厂胡同,向北一直走出去,就到了旧鼓楼大街,往东则是有名的烟袋斜街。

这就是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48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的地方。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 “海北楼”。

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

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岁。从她年轻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文雅,单纯热情,喜好文艺,善良真诚,一双大眼睛似乎永远带着忧郁。

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工作。在政治挂帅、政治条件重于一切的五十年代,对于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错位人生

张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里一切我外公说了算。外公解甲归田回到北京后,由于时代变迁加上自己的历史问题,外公为人更加低调、谨慎,对外几乎谢客,对内管束颇严,对女儿尤甚。再加上两代人受教育的环境不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对于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不同,使得女儿对于双亲尊重有余,亲密不足,至于在家庭里进行思想交流、寻找共同语言就更是奢望了。

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后来间接导致了张大学人生的改变。

当时,张大学正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恋爱。那是她的初恋,她很投入,也很快乐。对方性格开朗、高大英俊,对张大学很好。但这桩恋情遭到张公反对。

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公开地争执。虽然最终女儿赌气终止与对方交往,但也从此埋下了隐患:女儿认为家中没有温暖、关爱,只有封建专制,她非常反感,又生性软弱,碍于孝道,不好明争,于是心中郁闷与日俱增,渐渐酿成了强烈的反叛心理,从此不再与家人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摆脱家庭控制、自己主宰命运。

为了摆脱家庭,张大学曾几次报名参军,结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面,以女儿是独生为由,给截了回来。一心要求进步的张大学觉得非常丢人,终日处在内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与萧军不期而遇了。

那是1951年,萧军44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1948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剥夺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1951年初,萧军以养病为由,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萧军看上了外公的小楼,后来经人介绍,租住了外公的房子,成了鸦儿胡同48号里的房客。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即使他被平反后,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那段时间前后,他的家人也从未彻底搬出那座小楼。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公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可是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供给关系……一切生活保障都被扣在东北局,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邂逅爱情

对于作家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坦率地说,萧军不太像个文人。”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我以为文人都得像郭沫若那种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