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和王导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西晋灭亡以后,江左的东晋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
关于南渡,据知有如下三种记载。
《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和)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
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兴之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当时还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作出这件大事的决断。司马睿于越、衍,关系尚浅,也不可能决定南渡大计。所以,司马睿"用王导计"始渡江之说似嫌简单,不尽符合当时的情况。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见前述。妃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①。
所以裴妃对于司马睿、王导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关切,说她表示过这种意愿,是完全合理的。后来,东海王世子毗陷于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卖,东晋既建,始得过江。司马睿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王世子,以毗陵郡为其封国,又以毗陵犯世子讳,改名晋陵。这些都说明裴妃对于南渡是起过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说成只是裴妃个人的意愿促成,也不妥当。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羲之……父旷(一作广),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案王旷为淮南之前居丹阳太守职。《晋书》卷一○○《陈敏传》谓敏起事后,"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旷)等皆弃官奔走。
"王旷与刘机曾经同治秣陵,他们商议军情的文书,今天还保存了一些片断②。关于王旷倡议渡江之事,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说:"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
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①案《语林》成书于哀帝隆和时,多载人士语言应对之可称者,"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
"其中偶有道及谢安的不实之词,为谢安所纠②。所记王旷建策一事,当时王氏子孙具在,未闻异词,应当基本可信。王旷建策,时间当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陈敏败亡至司马睿初受都督扬州江南之命之间,地点估计是在下邳。
以上三说③,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
《太平御览》卷一七○引顾野王《舆地志》:"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为晋陵。
"案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王导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亦无法统凭据。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