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故事的启示 我永远难忘的贺炳炎同志

      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有过许多好战友、好首长,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老师长贺炳炎同志。

   初见的印象

      1936年7月,我们红二方面军长征到了西藏的甘孜。在这里,经贺老总介绍,我第一次认识了到我们二军六师来当师长的贺炳炎同志。初次见面,就看出他是个身经百战的勇士、出生八死的战将。他只有一支胳膊,右臂因负了重伤被锯掉了,只有空空的袖筒在风中摆动,更增加了他的威严。说实话,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刚强多于亲切。

      事隔不几天,贺师长到我们连来。从甘孜出发后,我们连是整个二方面军的后卫连,并担负全军的收容工作。那天,我们正在开支委会,贺师长跨进门坎就问:“你们谁是连长?”见是师长来了,大家都忙站起来:连长回答说:“我叫张先云,是连长。

”又指指我说:“他是指导员,叫钱治安。”那时我很小,见了首长脸就红了。师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鬼!”我更不好意思把头低下来。

师长问:“你们开的什么会呀,讨论什么问题?”当时大家都没吭声,我忙回答说:“开支委会,讨论收容工作问题。…‘好呀,”师长高兴地说:“大家继续讨论吧,我就是想听一听。怎么,你们准也不说话。”连长小声说:“看到师长来了,我们都不敢说什么。

”师长一听乐了:“有什么。害怕的,我又不是老虎。你们是人,我也是人嘛!你们看我官架子大了,是吗?”连长说:“不是,我们见得少。”师长笑呵呵地同我们席地而坐,拉着大家说长道短,等我们的紧张心情轻松下来以后,就给我们布置了收容工作的任务。

他说:“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我也是收容队长。”连长说:“师长是指挥打仗的,怎么能当收容队长呢!”师长说:“兵都掉了队,我指挥谁呀,还不成了光杆司令。”这样使我们对收容队的意义认识得更深刻了。会议开得很成功。

精神加物质

      部队从甘孜出发后,一连串的问题接着出来了。青藏高原,空气稀薄,有的得了高山病,气喘吁吁走不动,粮食不足,有的肚子饿得走不动,缺医少药,有些原来的伤病员体质更差,行走更加困难……这一切,对我这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有点头痛。

      贺师长大概是看我情绪不高,就给我讲起带兵用兵的方法来。他讲了很多,最后说:“收容队的工作是艰苦的、繁重的,要精神加物质。”他还用他的实际行动,不断启发着我。

行军中,师长经常在我们的行列里,和大家淡家常,说笑话,讲故事,使行军的气氛一直很活跃。他的马自己很少骑,多数时候是让给伤病员用。只要见有掉队的同志,他就督促他们说:“快走吧,坚持就是胜利。我们是红军战十,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

”有时候连遇几个伤病员不能行走,他就用仅有的一只手把病员扶上马,叫骑兵送到前面去.然后义把马拉回来,再送病员。爬山时,师长指挥我们把重病员驮上马背,让轻病员拉着马尾巴一起向上爬。

      在一路行军中,师长和我们连的干部战士结成了患难之交、好朋友.,有时候,我们宿营了,贺师长顾不上休息,就到我们连来问饥问寒,问收容了多少人,都足哪些单位的,有几个赶队去了,并指示我们:“回忆一下,都住在哪个连里?要好好照顾他们.

不要歧视人家,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如果没有病,在这鬼部不生蛋的地方,谁愿意掉队,何况掉了队还有生命危险。”由于他在我们连常来常往,教给了我们很多工作方法,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办法也多…些,比较顺利地担当起一个基层政工干部的工作,较好地完成了收容工作的任务。

一勺糍粑

      就要到阿坝的那天上午.10点钟左右,太阳突然从乌云里钻出来,我们这些多经日晒雨淋冰雹打、在雾霾中过来的人,一个个都被晒得软绵绵的,浑身没有劲。看到前边有座小山,到了跟前大家都发愁了。

山虽不高,就是腿软得上不去。一连10多天,没有见过一粒粮食,最近两天,连野菜、草根也没吃上。这天早上行军前,每人只喝了儿碗开水。走着走着,眼前金星乱晃,心里发慌,有的同志倒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这时候,哪怕是一块薯干,将会给大家多少欢乐呀!可是,同志们瞅瞅早就瘪下去的粮袋,抬头看看山顶,长叹一声,又把头低下了。连长见这种情景,招呼大家说:“就地坐下休息一会儿,再往上爬。”大家在路边坐下了。有的抱着枪斜着身子就躺下了。路旁有个小水坑,有些同志去喝水,走不动的同志就喊:“给我捎一碗来,真不想动一步了。”

这时,贺师长带着骑兵班来了。我看到贺师长比原来更消瘦了,眼窝凹下很深,颧骨显得很突出,胡茬子也乱蓬蓬的,,和我们一起坐下后,师长强打精神,风趣地说:“三天不吃饭,还要当个挑米汉哩!来,大家打起精神来。”我看着师长疲倦的神色,说:“你们先走吧,师长,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跟上来。

”师长看着大家说:“我知道,你们的肚子也休息五六天了。昨天晚上你们连连野菜电没吃上,是吧?”连长说:“我们能走,今天出发前都喝了不少开水。

”师长听后,二话没说,先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糍耙拿下来,又叫骑兵班的同志把所有的十粮收集起来,凑在一起,共有五六斤,要政治部的宣传科长郑玉宝同志给我们每人分一点。我们看着都不忍心,连长大喊一声:“大家起来,往前走。

”同志们一个个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师长见了以命令的口气说:“你们给我坐下,都把碗拿出来,南郑科长给你们每人一勺子。”可是大家谁也不拿碗。郑玉宝劝道:“这是师长的命令,都把碗拿出来吧。

”支部委员、三排长韩耀芝站起来说:“这点糍粑是师长的命根子,我们吃不下去,我们马上就走。”师长说:“这是命令,不吃不行。”大家才只得拿出碗来。当每人把一勺糍粑泡上一碗水时,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不少人是哽咽着喝下去的。

接着,师长让身体强的拉着身体弱的,重病员骑着马,让骑兵班的马全部驮了病号,轻病号拉着马尾巴,大家一齐爬,上了山顶。师长高兴地说:“今天收容了一个连。”这件事情,是我们永生永世难忘的阶级感情。

严肃的激励

      贺炳炎同志关心他人如同亲兄弟一般,但他批评人也是从不讲面子的。

      1937年冬天,全面抗战展开,部队缩编后,他又回到三五八旅七一六刚当团长。团部驻在山西静乐县河口村。我所在的三营存太原附近的王风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当时,我们营有几仗没打好。

一天我们接到团部的指示,要立即归建执行新的任务。正好到新的驻地古交要路过河口村,出发前,营长工祥法同志反复动员说:“今天要通过团部驻地,一定要精神振作,走得整齐,不要落当子。”营长召集连长、连指导员,要求干部把部队掌握好,干部和党员要以身作则。

这天大家情绪格外高涨,路过团部时队伍威武雄壮,走得很整齐,营长、教导员都没有骑马,战士们一个都没落当子。团长见了,对王营长说:“你们三营很有精神,体质也很好,为什么不能打仗呢?”营长站在团长跟前,面红耳赤,好久无言回答。

团长说:“你们在这里还有几天休息时间,要从上到下很好总结一下,找找不能打仗的原因,主要从干部指挥和以身作则不怕死等方面总结一下,找出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回到宿营地古交的第二天,就召开连排干部会,会议整整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成了我们==营转变战斗作风的一个关键。打那以后,每逢打仗,营长总是要说:“不要忘了团长的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能打仗。”这句话,成了我们营激励斗志的动力。

  还有一次在陕西黄龙地区,前委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战斗经验。在讨论中,一位被点名批评的团长作自我批评时,总是吱吱吾吾,强调这原因、那客观,贺炳炎同志听得不是味,站起来说:“你不要强调这原因那原因的,为什么不检查你打仗怕死,指挥不力呢?你嘴巴梆梆硬,打仗唠唠松,这谁不知道?还遮遮掩掩!

这是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可耻!可耻!”他这番严厉的批评,引起了全体到会人员的深思,对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解除后顾之忧

      1950年,我带替部队在草地剿匪,娄子李清在兰州生孩子,我远离内地无法照护,每当战斗间隙,不免牵肠挂肚。

      这时,贺师长(那时已是军长)到兰州开会,他知道后问清了情况,得知李清因从外地来,又是地方干部,费用无人付,没有军的介绍信(仅骑兵团的介绍信医院不收).就马上要秘书写了介绍倍,并亲自去找卫生部长董家龙同志,把李清送进了医院。当时该院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还是军管时期,军代表蔡大同志一看是贺军长介绍信,就很快收下了。

      李清同志住进医院后,问题又来了。她的心脏病很厉害,生产后要作绝育手术,但得男女双方签字才给做,否则医院不收也不做。贺军长得此消息,星夜赶到医院,当面给蔡代表和医护人员交代说:“她爱人到草地执行艰巨任务,不能回来,一切有我贺炳炎负责,有了事情绝不找你们麻烦。

但是对大人生命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小孩要尽量挽救。”军代表和医护人员无可奈何,不得不收,不得不做。

贺军长在兰州开会期间,多次叫他的秘书去医院看望李清,并送了一些孩子的衣料,还告诉一军驻兰州留守处的负责同志解本清说:“钱治安的老婆在中山医院生孩子,你们要经常去看看她,有什么困难要给予解决,在医院的一切费用由你们给医院算账。另外,有人往骑兵团去,给钱治安捎个信,让他放心。”

  李清生产满月后,出院回青海,他又告诉副军长王尚荣同志,用他的小车把李清带回青海,一路上对大人孩子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对这件事情,我们夫妻二人永世难忘。

爱马的将军

      贺炳炎同志不仅爱护、关心干部战士,还卜分爱战马。在战争年代里,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马夫是很疲劳的,为了让马夫能有一定休息时问,贺师长经常半夜起来,亲自给马添草添料。

他在干部会上经常说:“人不勤劳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马兵比我们骑马的辛苦得多,夜里我们自己起来给马添点草,喂点料,让马兵多睡一会儿.为啥不行呢?把马搞垮了.你就不用骑了;驮马饿坏了,就得用肩膀扛炮。

人、马、枪、炮都是战斗力,打起仗来,枪炮上不去,完不成任务是要杀脑袋的,我们这些骑马的干部要想到马,想到喂马的人。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饱人不知饿人饥,骑马不知走路的。’马兵到了宿营地,又要蹓马,又要借铡刀铡草。大家一块闹革命,都是阶级兄弟,要互相帮助,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骑马的,要想到喂马的。”

      解放青海后,为了肃清马步芳的残渣余孽,军里决定把全军的侦察兵(都有马)和全军剩余的马集巾起来,组成一个大骑兵团,担负剿匪任务。一、二、七师各组织一个营,军部组织团直属队,贺军长首先带头把贺龙送给他的最心爱的大青马和朵黄马,连马带马夫老郭一起送到了骑兵团。

      后来,他每次到骑兵团,就问:“我的大青马还好吧?大青马可是救过我的命的。你们把马喂得怎么样,要喂得不好,马跑不快,遇上土匪就消灭不了他们,只有干瞪眼罗!

”他还亲自检查马喂得好不好,毛顺不顺,再就检查战士会不会骑马,干部怎么管马。他常说:“管人管马干部都要会。在某种意义上说,马比人更难管,它不会说话,是个哑巴战士。骑兵不好当,骑兵干部更难当啊。马马虎虎可不行,马喂不好是要打屁股的。

团长四十大板,副团长、参谋长减半。”参谋长说:“各打四十大板,一视同仁嘛。”他说:“那不行,不公平,应有主次之分,不搞平均主义。”因此,每逢军长到我们骑兵团来,大家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一个个把马罔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马刷得光溜溜的。

      由于他的关怀,骑兵团在剿匪中立下了功劳,特别是骑着四蹄生风的战马追击残敌时,更想到贺军长爱马的意义。

      贺炳炎同志逝世20多年了,但他热爱党的事业,关心爱护阶级亲人,作战英勇机智,对工作一腔热血的高尚品德,仍记忆犹新,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