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烨其实很漂亮 顾城和谢烨之间的纠葛

顾城只追求抽象精神世界 对现实生活极度冷漠

顾城是一种奇异的存在,舆论对他总是“不忍责备”。20年前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对于此种暴戾,当年的媒体极少苛责,以致于谢烨之母曾发出不平之悲鸣:“明明是杀了人,居然还有人专门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从背后活活地劈杀了我的烨儿,却说成是什么‘殉情’,……明明是一件残酷的血淋淋的凶杀案,却弄出‘水仙子’、‘女儿国’、‘绝唱’什么的花花绿绿的东西来!

……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烨儿头上的斧头,如今天天在砍着我的心,我的头!”

时过境迁20年后,不得不承认,谢烨母亲的控诉依然是对的。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嘈杂的悼念、追思声中,“不忍责备”者始终占据主流--譬如某与顾城同时代的女诗人撰文感叹:“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所谓“更诗人”,或许正是舆论20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

“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但顾城有自己的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这种看似带有强烈“自我牺牲”精神的表述,使人胆战心惊--在“自我牺牲”的表象下,诗人对具体现实生活的极度冷漠,和对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热追求,同样清晰可见。与顾城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描述诗人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与痛恨:

“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他后来总是说,穿衣和吃饭,在他看来毫无实质”;“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他贪爱却不愿给予。

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

从顾彬的这两段回忆里,已不难窥见顾城夫妇的凄惨结局。一方面,顾城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对谢烨有着无尽的依赖;另一方面,诗人又奢望谢烨能够充当自己虚构的理想世界的代言人。前者要求谢烨全盘负责诗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作品的整理、出版,离开了谢烨,诗人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创作也无法继续;后者却“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因为“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

这种冲突,无时无刻不存在于顾城夫妻之间,顾彬说,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顾城家做客,“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

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不许做饭烧菜尚在其次,诗人甚至不允许妻子过一种“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 当亲儿子一样。

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失控的诗人殴打妻子 事后上吊告别尘世

顾城曾经说,谢烨是他在人群中的一见钟情。但顾城后来确实另有了“英子”,谢烨据说也另有了一位“大鱼”。谢烨更曾主动把英子接到激流岛上,三人共同生活。此种纠纷,曾被当年媒体爆炒,但其内在逻辑,始终模糊不清。

时隔多年,反观这段情感纠纷,可以清晰地看到:谢烨终究无法满足诗人分裂的需求,既扮演世俗之保姆,又充当诗人理想中不食人间烟火之女神。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谢烨写道:“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真不该闹什么事业的。人间事对我来说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笔者注:顾城夫妇的孩子),事业是可笑的。我是个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

谢烨终究无法满足诗人分裂的需求,既扮演世俗之保姆,又充当诗人理想中不食人间烟火之女神。

谢烨是个好人,一度“好”到愿意主动与“英子”分享顾城,在“英子”视顾城为神经病弃之而去后,谢烨甚至还曾做过说客,尝试使二人和好。谢烨为什么这么做?顾彬的判断是对的,谢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英子)”,是为了让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因为孩子的缘故,夫妻二人常常爆发尖锐冲突,顾城甚至曾“威胁说要伤害他(孩子)”。顾城曾多次殴打谢烨,殴打的肇因,谢烨不说,身边亲友也无从得知,但伤口是清晰的,很多人见到过。

但当谢烨终于决定终止这段婚姻时,顾城终于不得不从“暴君”的位置上走下来,以一种乞求的姿态尝试挽回,他精神世界里的“英子”已经消失,断不容世俗生活的支柱再次坍塌。所以,在顾城姐姐顾乡的采访记录里,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情景:

“顾城最后和谢烨每天写孩子。写到最后,就是星期四晚上,他就受不了了,他觉得伤心得受不了。然后他就说他再也不写了,就停止了,就不写这个东西了。……就是顾城说,谢烨给他打字(电脑打字)。他就是说得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吧,说得进入一个气氛……然后就是特别可怜,然后星期四晚上之后,他就觉得不行了,他太伤心了!

好像又都回去了,本来他以为他能把什么都度过去,结果有度不过去的感觉。他就不写了,他说写东西太可恶了,走火入魔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有一个事情,就是谢烨有一个朋友,今天已经到了。

他就特别紧张。顾城就想他能度过去。然后他就想他怎么才能度过去。觉得他跟谢烨那么习惯,就好像最后一个晚上,他觉得谢烨又全回去了,觉得到处都是谢烨。

然后--这又加上了我的一些想法。其实--就是……他就想呵,离婚,他说办离婚,离婚之后,他就觉得谢烨就离开他了。他说这样心理上好像也有一个支持,好像自己也能鼓励自己一下,就能把这个事情度过去。

可是这个离婚,他们一直在办。就说办离婚,谢烨的感情也特别摇晃,她一会儿觉得写东西、说好的时候就特别好,但是一到具体生活间,就又受不了。她也摇晃。……然后,这样星期五上午,他说他好了。然后他就说他要学驾驶。

然后他不是已经开始学驾驶了吗?他说学驾驶,等到离婚以后,他就可以不见谢烨,自己开车去接孩子。过去他都不做这些事,全是谢烨给他做。他做的都不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事他都不做。……然后星期五上午他就读交通规则,……那天下午,就出事了。”

一个忍心长期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的父亲,一个可以因妻子回家晚了,就把妻子出门时给孩子准备的奶糕抢吃掉的父亲,在那场家庭惨剧发生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每天写孩子”,自己口述,妻子敲字,如此反常,无疑是在向妻子展示自己对孩子的“深厚感情”,以求挽回这段行将崩溃的婚姻--顾城自己也说,这次写作,是为了最后给一本书让谢烨“出气”。

但终于,失控的诗人,还是把谢烨打了,用顾乡的说法:“没打死,就打了,打了--顾城就吊死了,吊死了。谢烨送到医院救也没救成。”

现实生活中的顾城是自私的爱无能患者

反省顾城之死,当然不是为了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勾勒一场某著名诗人的“桃色家庭纠纷”始末。当诗人因岳母劝妻子去上学,而把一碗面条兜头泼到岳母头上,那时刻,这个家庭已注定只能悲剧收场,只是少有人能够想到,这收场会如此惨烈罢了。

真正吊诡而引人深思之处在于:一个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样句子的“童话诗人”,一个在诗歌中孜孜于传达“本真”、传达美与爱的人,何以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别人的噩梦?

顾彬也有类似的疑问。在与顾城夫妇的交往中,他常听到顾城的抱怨:“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当噩耗传来,顾彬很疑惑:“为何那些最渴望爱的人,自己却不能给予爱?为何他们,视美高于一切,却如此不美地离开人世?”但顾彬的疑惑其实并不完整,诗人并非“不能给予爱”,只是他的爱,大都给了自己所营造的抽象世界。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近代历史中,已有无数伟大的历史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这样的矛盾理念,招致万民涂炭;顾城不是手操天下权的伟人,造不成万民涂炭,但他是谢烨的噩梦。

他把太多的爱灌注在自己用诗歌构筑起来的抽象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却只是一个自私的爱无能患者。

所谓80年代的“思想解放”,许多人只是解放了立场与结论,却没有解放获取结论的思维逻辑。

海子自杀后,王家新曾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言辞间有对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体认。顾城的死,大约也可以如此理解。作为反抗“文革暴力美学”的先锋,朦胧诗一代有着与上一代人迥异的美与爱的追求--顾城之父顾工,也是诗人,曾写过文章《两代人》,沉痛谈及父子两代在诗歌理念上的巨大差异。

但世间事往往如此吊诡:反叛者与旧时代立场虽然相反,但思维逻辑却常常惊人地一致。这一点,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历史陈述中,已有相当充分的展示,所谓80年代的“思想解放”,对许多人来说,往往只是解放了立场与结论,却没有解放获取结论的思维逻辑。

以此反观朦胧诗一代,其实也大致如此,宏大词汇看似已从他们的意象中消失,但建筑在新意象基础上的诗歌王国,却依然是现实具体生活的对立物。

顾城是时代的病人 他没有能力治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