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生命政治 张一兵:中国有没有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的概念并不是由福柯开启,也不是由福柯终结。生命政治应该区别于过去的、外部能够感觉到的、强制性的、暴力性统治,是从传统的宏观的权力奴役和控制,转向个体、身体和生理机制的一种微观控制,我们也称之为一种微观的“控制束”。这是福柯晚年提出的重要问题。
阿富汗艺术家莉妲-雅柏杜儿(Lida Abdul).《醒时所见》(What we saw upon awakening). 影像. 2006年. 摄于喀布尔。
巴勒斯坦艺术家瓦法-胡拉尼.《查兰迪亚2087》. 装置. 2009年;作品用模型呈现了约旦河西岸最大的巴勒斯坦军事检查站和难民营在2087年的样子。胡拉尼的所谓查兰迪亚是一张由精致模型组成的细密网络,假想当地居民在占领结束后会在那个空间里如何改造和居住。
按:本文为中央美术学院“超有机”论坛独家授权发表,文字根据该论坛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刚才法国的让-路易-罗卡教授在福柯的学理逻辑上严格地对“生命政治”概念及其历史,还有今天的新问题,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释义。我很早就读福柯,我也受福柯影响,但实际上我未必非常同意他,在我对欧洲思想家的逻辑定位上,他的定位不是特别高,所以我整个下面的讨论不会按照福柯定理往下走。我接着罗卡教授最后提出的问题往下说,中国有没有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的概念并不是由福柯开启,也不是由福柯终结。生命政治应该区别于过去的、外部能够感觉到的、强制性的、暴力性统治,是从传统的宏观的权力奴役和控制,转向个体、身体和生理机制的一种微观控制,我们也称之为一种微观的“控制束”。
这是福柯晚年提出的重要问题。他关于生命政治微观控制的概念,后来有非常多的后继者,如德勒兹。目前欧洲比较火一点的,像意大利的阿甘本,目前正在被介绍到中国来(像汪民安教授告诉我,《生产》的第七辑以阿甘为主题)。
南京大学出版社也买了他的几本书,正在翻译之中。包括在中国已经比较火的,像意大利著名学者内格里和哈特,也是广义生命政治概念的当代的延续者。这个延续跟福柯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批思想家是把生命政治的概念与反抗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这是一批激进左派的思想。
这个概念目前还在延伸,而且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非常火爆。我不是按照福柯的线索来讨论问题,因为福柯把这个问题过于学理化和定理化。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欧洲激进话语当中,如果说广义的生命政治,我觉得中国是刚刚在进入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就是微观控制,刚刚开始进入,这个概念在中国刚刚开始具有意义,为什么这么说?
实际上,宏观的政治控制,就像不让你说话,不让你做什么事,能够直接感觉到外部的强制,这不是生命政治讨论的问题。生命政治讨论的是看不见的微观的奴役,在后现代语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自拘性”,自我拘禁或者自我奴役的概念,它不是外部强迫给你的一个外部暴力。
在我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是我关注西方左派思路当中,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也是法国著名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列菲伏尔。在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他最早提出一个命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包括过去的共产主义主要是反抗宏大的经济奴役,大的制度层面的政治奴役,而列菲伏尔是最早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他写的书非常有趣。
我为什么说生命政治在中国刚刚发生呢?他在《日常生活批判》里面,提出跟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讲劳动异化,是讲到在雇佣制度当中,我们通过雇佣契约关系,把我们居以为自己本质的劳动活动卖给另外一个人,比如我们的同学四年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件事是到劳动力市场卖自己,和公司、企业、设计室签一个协议,八小时之内,我们的内在本质——劳动活动被卖给另外的人或机构。
而且这种奴役本身是经济上的奴役,是能够感觉到的,我们在那八小时能够感到压抑,因为那八小时并不属于你自己,生命不属于你自己。
列菲伏尔提出的概念里面,提出新的概念,叫做“小事情异化”,什么叫“小事情异化”?就是奴役开始渗透到非政治的、非经济关系当中,是日常生活里每一个毛孔表现出来的,而这个政治不再是外部什么人要求你,比如说奴隶主高举皮鞭,不是这样一个外部的强力,而是我们自己强加予我们自己的。
列菲伏尔描述的过程是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我举一个例子,你到超市买东西,存在着某些你没有发现的事情。
我们做第一个心理实验:你在超市中一定不会买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比如买牙膏、化妆品,而知道的东西哪里来的?广告对我们的无意识控制,每个细节当中你都失去自己,而被微观所奴役,这个奴役不是外部强制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给予你自己的。
这是后现代整个在微观政治统治当中最重要的地方,生命政治的基本内涵是使奴役肉身化。从列菲伏尔往后走,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思想家在更深的学理层面有非常多的链接。
我举我熟悉的一些文本,比如说阿多诺,他非常奇怪地把音乐放进生命政治来(实际上他很早也作曲)。像这样的左派大师,有三分之二是谈音乐,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连接是什么呢?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音乐社会学”。
每个人听到同样是贝多芬的曲子,每个人听到内在的建构的音乐情境完全不一样。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比如说“贝1“到”贝9”音乐空间的建构,直接映射了整个工业性的现代性。所以阿多诺说,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我们会听到蒸汽机和车轮滚滚向前的声音。
阿多诺说过,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同时站着三位巨人,第一位是李嘉图,这位经济学家很深刻地反映了整个现代性的经济结构;第二位是黑格尔,黑格尔在思辨的过程里面映射了整个古典经济学对现代性结构的表现;第三位最伟大的人是贝多芬,古典音乐实际上是以调性结构反映现代性的结构,在音乐的音响建构里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政治奴役就是这样细微发生的。
因此,阿多诺本身所受的影响,就是勋伯格以后所谓的“新音乐”,无调式的音乐。
所以到了勋伯格以后的音乐,我们发现听了以后非常不舒服,不再是非常完整的音乐旋律,比如说主题出现,然后呈示部再复归到原来的旋律,没有了,变成非常松散的无调式音乐。阿多诺通过这个问题来宣布,实际上辩证的解放出现的音乐空间,打碎了过去现代性在生命政治当中对人的音响空间的本身结构性的自拘性。
与此相关,我觉得除了福柯以外,欧 洲最激进的生命政治的大师应该是拉康。如果说福柯,包括刚才讲的德勒兹、阿甘本这一批左派思想家,在讨论生命政治的时候,还在讨论由外部的技术,以身体和身体机制为基点对人进行控制,那么从拉康开始,他分析的问题完全转向主体内部。
我经常在想,它特别像宗教改革里面的路德,把神性从外部转向内部。但拉康是毁灭性的。拉康在生命政治领域最大的贡献,是关于“他者”的问题。
这和整个后殖民主义中的奴性他者关系不完全一样。拉康的“他者”,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它宣布了人本身一生的空无性或者虚妄性。人的自我心理结构从一开始就受到镜像的“小他者”的投射。一开始我们就不是本身真实的出场。
随后就是“大他者”的影响,即我们接受所有的文明教化所建构的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刚才讲到,在生命政治里面,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认同。当我们把一种不是我们的东西认作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存在的。
因此从拉康到齐泽克的理论中,实际上,人是空心人,我们是被他者认同的一大圈符号所包裹着,内部东西全部扯掉以后,就好像古墓电影里面一样,一个裹尸布拉完以后,当中什么都没有。我们自己的内部是一个空无,这在生命政治里面是最令人恐怖的事情。
宋冬.《哈气》2. 行为、天安门广场. 1996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艺术家 Freddy Tsimba 《子弹衣》( Sillouette éffacée Bullets). 装置
现在做第二个心理实验:大家今晚回去睡觉的时候,把头放在枕头上,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也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心理实验):我们把从记事开始,幼儿园老师和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的,以及从书本看来的所有外部知识,全部放在旁边,然后问自己,在现在身心所有的存在当中,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这个心理实验做完后,99%的人会第一次发现,把自己听来的东西全部拿掉以后,我们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害怕的事情。所以在拉康哲学的研究中,很多人不愿意往下读的。
曾经有一位大学者听了一场拉康的报告后,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个人的报告,我进去的时候我是非常有自信的,而我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自己一名不文,因为所有所谓让我显赫的东西都不属于我自己。
第三点,刚才法国罗卡教授提了一个问题:令人恐怖的生命政治,在中国是否存在?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外部暴力性强权是和专制主义相一致的,那么生命政治的微观的自我奴役,也就是福柯讲的“惩戒社会”,这是和马克斯-韦伯之后的整个法理型社会,也就是中国正在进入的这个市场过程完全一致的。
实际上,对于外部的意识形态强制,大家今天已经把它当作一个僵硬的外壳来嘲笑,而真正奴役我们的是市场本身每天散发出来的日常意识形态。
拉康常问道:我们的欲望真是我们的欲望吗?现在中国人到国外,会发疯似地把LV包商店一扫而控;满大街上小伙子戴着手指头粗的金项链。人不再是自己,而必须用外在物性财富的炫耀性来表现他自己。这一切都没有政府的文件来要求你这样做,这一切是从你小时候知道没有钱就不能吃肯德基、就不能有文具开始,从这些所有的生活细节里被建构起来的。
这种生命政治对我们的奴役是更加可怕的。拉康说,我们的欲望实际是我们欲望着他者的欲望。
因为外在的象征性符号,LV包一个就能卖到几万块钱。中国人在消费高档香烟、高档酒的过程里面,50%以上是假烟假酒。所有人在消费的时候,消费的是一个空洞的符号,那就是我们追逐的欲望对象。微观的、看不见生命政治在中国开始无所不在。
第四点,生命政治可以反抗吗?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我举两个我自己遭遇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这种反抗也许还是有可能的。
第一个例子,我在写拉康的书的时候,读了达利的日记和达利的很多访谈录。我们知道,德勒兹在解释生命政治的时候,最后给的结论是非常悲观的,就是在逃离生命政治和微观控制的时候,唯一的途径是“发疯”。当然他做了一个区别,区分了真的精神分裂症、病理性的分裂症和过程性的精神分裂。
德勒兹的这个结论也是《阿甘》这部电影背后很深刻的一个主题。所有人在理性控制之下是沉重的,是自我惩戒和奴役我们自己的。用南京话来说,阿甘这个人实际是个二百五。也因为他二百五,他不在这个理性构架,即福柯所说的知识构架的自我惩戒之下。
但达利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在他的自述中,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跟一帮小朋友临摹画,临摹对象是一幅圣母图。所有小朋友都根据透视法画圣母,有阴影啊,等等,画得很好,都得到老师表扬。然后老师到达利那里一看,达利的纸上画了一个天秤。
老师就非常惊讶:你怎么会画这样的东西?达利在他的整个存在过程中,从来都是拒绝与别人一样。请一定注意,达利和拉康是非常好的朋友。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达利的自述里面曾经描述了一个场景:一天拉康来找他,两个人臭味相投,用了一个共同名词叫做“反建构主义”。
我为什么纠结于“超有机”?因为他们两个都受超现实主义影响。超现实主义是瓦解我们世俗的现实生活,认为这种生活是一种伪生活,因此我们在这个伪生活的彼岸才有可能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
所以在列菲伏尔的后面,像我们翻译过来的居伊-德波等人的几本著作,一批法国情境主义的艺术大师,他们的口号就是“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也是反建构主义的。达利是拉康唯一的一个反例,因为拉康讲的是我们这些常人,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发疯,因为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大他者”所规定的,上学听课如何做,如何生活,拥有如何的价值指向,包括爸爸妈妈从我们很小时就开始说,不能随地吐痰,不能骂人,从这些开始,经历这个社会一切教化行为,我们都是常人。
但达利全部是倒过来的,他从来不听命于社会教化。因此在他的绘画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常人视觉当中看到的东西。他能够直接表现欲望,表现所有在直观当中不能表现的观念的直觉。达利是我们看到的极少数超越生命政治的伟大画家。他经常也会讲,他非常感谢他的太太,因为是他的太太让他处于发疯和不疯之间。
我们都不是疯子。但是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最近突然发现海德格尔是一个非常反生命政治的人。因为在海德格尔102卷的全集出版当中,最近出现一个文本事件,即1989年出版了海德格尔写于1936年到1938年的秘密文件《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
我最近要发表一篇长文,讨论一个新的概念族:海德格尔的四种文本。我在哲学界是有“恶名”的,就是我比较喜欢使用古怪概念。在1999年《回到马克思》这本书中,我把马克思的书分成三个文本:公开文献、未完成手稿和新的笔记类的离思想家情境更近的这三类文本。
2007年《回到列宁》这本书里我提出了新的文本学概念,叫做拟文本,指的是列宁的读书批注,就像毛泽东读史的批注一样,那个文本过去不存在,因为毛泽东没写这本书,是后人把毛泽东的批注和原文的标点符号重新建构的文本。
原来我已经写了这一部分,我当时觉得自己对文本研究的“贡献”已经很大了,也影响很多人。但是到海德格尔的研究中,我这四种文本分类完全失效。
海德格尔是什么样的四种文本?
第一个我称之为“表演性文本”,非常难懂。海德格尔在1923年获得马尔堡大学的副教授资格,在这个之前,他为了申请博士学位,为了申请教职,他不得不在他已经超越了的老师的学术圈子里面获得认同。我说一个我们身边的事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里面严重存在的问题是,不少老师的整个培养方式是克隆自己的思想,要是你的观点和我的思想不一样,博士学位我可以不投你的票,导师组也是这样。
因此我们很多同学很可能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思想已经超过自己的老师,但是不得不老老实实按照导师组的话语进行表演性的写作。海德格尔在全集第一卷三个最重要的文本当中,后来他说:我的这些文本不过是“尽义务”而已。
第二种文本是表现性文本,也是他一生中的主要文本,在整个102卷的全集中可能占到70%左右,是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公开讲座教学的重要手稿。在这一部分文本和手稿当中,为什么我称之为“表现性”?我举我自己的事情大家一下就理解了。
在1998年,我出版了《回到马克思》,我在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删除了这一稿中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的所有段落,去除了比较生僻的我自己制造的概念。因为,我必须使我的文本非常贴近今天学术讨论的公共领域。
因为在传播学上,一个新的学术文本,当它的新信息量超过15%的时候,这本书是废书。因此,中国会有自说自话的哲学家,但是他这个哲学思想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传播。海德格尔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的思想始终是超越时代的,但是他必须在这个学术圈子里面工作和努力,因此他存在于世间的所有在传统学术场中争执的公开性文件,被我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表现性话语”。
第三个概念是秘密文本,这比较容易理解。1936到1944年,海德格尔背着所有人写下了8本巨型的秘密手稿。这和他公开发表的文献,即前面所说的表演性文本、表现性文本相比,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全新的学术思想风格,而这一部分,他认为在现世的思想家中是不可能有人能够理解。
第四种文本是现身性文本。在海德格尔不讨论哲学问题的一部分文本当中,首先是关于艺术的文本,其中有非常著名的他论梵高的论文,以及论荷尔德林,论语言学。在这些少量的文献当中,他让自己的秘密思想有所现身。这不是在哲学话语当中,是在另外一个语境当中讨论,这第四种文本被我命名为现身性文本。
我们不难发现,在海德格尔一生当中,面对学术的生命政治,采取了一种游戏和蓄意的挑战过程。而他的整个思想过程变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过程。海德格尔秘密文献的出版,导致德国、欧洲、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海德格尔研究,全部打上了问号,因为这一切很可能都是他故意表现出来的。
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笑话。曾有一个女孩提问:张老师,你有没有秘密文献?我在现场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我在公共大课里面讲过一个问题,千万不要把我们公开发表的东西简单等同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许只能发表我们可以发表的东西,这也是中国生命政治的在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