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令欢wework Wework 下一个在中国成功的外国企业?
原标题:Wework,下一个在中国成功的外国企业?
对于外国企业而言,中国市场早已不是一个不做选择、急切盲目的投资引进者角色,亦非壁垒森严、一昧拒斥的铁板一块。要分享这个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企业不仅要提供真正出色的产品、服务与解决方案,还要有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和在这个特殊文化中生存的智慧。
“做你热爱的事”,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Neumann)提倡用快乐并富有激情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工作,而不只是在写字楼沉闷的格子间里消耗自己的热情。Wework恰恰是对呆板工作空间和秩序的挑战。
只要在这里待上半天,你就会发现整个Wework都在响应亚当为之制定的slogan,激情会像传染病一样在会员之间自由流动,直到每个人看上去都像刚喝过一罐加强型的红牛。你很难不被这样的情绪所感染。
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亚当和他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弘毅投资的董事长赵令欢出现在位于中国上海延平路的Wework。这个今年7月1日才开业的办公空间,现在已经实现了100%入驻。另外两个即将开业的Wework预定情况看起来也非常乐观。
赵令欢对推动Wework进入中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4月,弘毅投资和联想控股领投Wework,投资额在7亿美元左右。做出这个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赵令欢团队的沙盘上,要反复推演,核心在于160亿美元的估值对于Wework来说是不是太高了,以及这家美国公司能否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
Wework在中国:被山寨的可能性?
虽然与Uber和Airbnb并称全球共享经济三巨头,但Wework的商业模式显然最简单:租赁房产,改造成共享办公空间,再以较高价格按月租给公司和个人。这种“二房东”模式极易模仿,更何况这里是中国。有太多案例已证明这一点:Groupon在中国迅速陷入了模仿者的包围圈,只能铩羽而归;在美国本土赢利的Uber在中国却被模仿者拖入补贴陷阱,最终反而被模仿者收购;亚马逊中国也在近期传出了被中国公司收购的传闻……
Wework的办公空间看起来确实非常特别,160人的研发团队采用最先进的BIM(建筑信息模型),对每个布局、角落与细节都做了精细推敲与打磨,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的同时,特别突出了自由、舒适、开放、社交性的使用体验。
这样的空间、氛围设计和办公服务被标准化后,被复制到Wework全球各个门店。所以,一个像延平路这样可容纳几百人的办公空间,通常只需要有几名员工维持日常运转,极大地降低了成本,理想状态毛利率可高达60%。
然而,租金价差,别具匠心如软件一般可复制的空间体验与服务,加上低到不能再低的人工成本,就是Wework160亿美元估值的所有原因吗?就能避免它在中国被模仿直至赶超的命运吗?
一些了解Wework的人总结它很难被复制的原因不在其“硬件”条件,而在于它的国际社区和全球资源。实际上,就装修氛围和服务而言,很多中国本土共享办公空间的水准已经与Wework不相上下,但Wework拥有一个超过72000名活跃会员的全球社区,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分享资源,实现了跨国界的资源共享。目前为止,任何一家本土共享办公空间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如果纽约的wework会员需要一套门禁卡系统,在纽约设计、制作、开发,再应用,成本会很高,但是把这个需求放在WeWork社区上,就可能找到一家上海的低成本供应商。纽约会员节省了成本,上海会员把生意做到了纽约,对双方而言都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
Wework曾称70%的会员彼此成为了生意伙伴。不仅如此,上海的会员到了香港、巴黎、伦敦、纽约、特拉维夫、柏林,可以去当地任何一间Wework办公,使用那里的服务。
Wework不仅是一个灵活、时尚、酷劲十足的办公场所,更是一个实体版的社交网络。除了刻意营造有利于社交互动的物理空间和氛围,WeWork甚至设立了专门的社群经理,根据每月、每年帮助多少会员建立了联系而获得奖金。在工作空间内推动更强的社群关系已成为Wework最重要的战略。
亚当本人就是一位人际交往大师,他有一种非凡的感染力和煽动力,能迅速点燃周围人的热情。这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性的洞察。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把爱与家庭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他希望Wework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工作方式,还有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对工作和生活有极大热情,才会适应、爱上Wework,并成为它的会员。“你可以感受到会员之间的激情和热爱。这种感觉是不能复制的。”亚当•诺伊曼说。
中国打法:骄兵必败
然而,中国的挑战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复杂。中国市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似乎具有一种现实扭曲力场,会让一切漂洋过海而来的商业模式瞬间变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运作良好的商业模式,都在中国遭遇了滑铁卢。
幸运的是,亚当•诺伊曼比很多野心勃勃希望占领中国市场的外国人都更早熟悉了失败的滋味。Wework是他的第五次创业,很显然,前四次谈不上多成功。其中一次他做的是儿童服装,却别出心裁地在儿童裤子上加装了护膝,这样,“他们在爬的时候就不会磨破膝盖了”。等他真正成为一个父亲,才醒悟这是多么画蛇添足。
为了这个注定失败的生意,他曾数次来到中国寻找代工厂,这让他对中国的商业环境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身在险中不知险,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他说。有了这些经验,他决定去找中国最好的投资人、银行家来帮自己搞清楚,Wework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市场扎根。
一个谦卑的姿态,是对任何一个中国市场闯入者的最基本要求。充分了解了中国市场的复杂性后,Wework选择了与弘毅投资为首的中国财团结盟,联想控股、锦江、绿地以及数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巨星级企业家的身影都出现在了Wework新一轮融资计划中。
“从亚当对投资者的选择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有非常深的理解。”他的盟友、弘毅投资的董事长赵令欢这样评价。而赵自己的投资动机则是顺应三个“势不可挡”的大趋势:中国将成为全球新秩序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在发生从世界工厂向以内需、服务和增值、创新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彻底转型;技术革命引发的以共享、社区与民主为特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同样势不可挡。这三个趋势,Wework的商业模式全都暗合。
对于外国企业而言,中国市场早已不是一个不做选择、急切盲目的投资引进者角色,亦非壁垒森严、一昧拒斥的铁板一块。要分享这个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企业不仅要提供真正出色的产品、服务与解决方案,还要有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和在这个特殊文化中生存的智慧。
经验丰富的中国投资家赵令欢曾亲自数次去考察美国的Wework,每次都选在晚上9、10点以后。他惊奇地发现,虽然已是深夜,这个时间的亚当和Wework却比任何时间都激情四射,人们一边工作,一边party,自由投入地交流,“这是了不起的共享,是Wework100%的竞争优势,是亚当的独特发明。”他说。
对于这个独特的以色列裔美国移民的“发明”,赵令欢没做过多犹豫就投了,然而,这个“发明”到了中国市场能走多远、发挥出多大能量,Wework是否能成为下一个在中国成功的美国公司?我们愿意拭目以待。
文 张邦松 转自 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