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老先生 沈钧儒先生的梦想与困境(图)
在前些天的一次读书会上,承蒙师友惠示,曰:近代名人沈钧儒是研究近代中国法治不可忽视的人物,故近日把与沈氏相关的文字材料,如《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等书籍,借来阅读一番。
阅毕掩卷,感慨良多,颇有写“读后感”的冲动。沈氏一生近九十载春秋,亲历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生命历程不可谓不跌宕起伏,人生阅历不可谓不丰富饱满。在此,试图用一篇小文来表述这位与中国近现代史同行的老人,势必无法面面俱到。职是之故,仅择其一二以言之,一为宪制,二为法治。
宪制是近代国人学习西方的重要项目之一,在晚清民国时期,曾被国人认为是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的“良方”。当时的西方立宪理念、思想与制度,很多是通过日本的中转传播给国人,此进程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以后急速升温。
一位亲历这段历史的学者曾道:“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中日与日俄的两次战争,便是最明白的证据。
”日本崛起的事实,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实例,对中国而言,似乎除了推行立宪以救国匡世外,别无他途了。此时的沈钧儒正负笈东洋,攻研法政,对此岂能不心向往之?晚年的沈钧儒曾回忆说:“留日以后,醉心宪制,自辛亥前后一直到现在,议席生涯占领了我壮岁经历很长的片断”。
不可否认,沈钧儒为追求宪制,劳心劳力,孜孜不倦。但问题是,西方的宪制是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尊重个人自由权利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引介、理解、实践宪制时,所做的努力是将宪法制度、理论从其生长的历史传统、心态观念和社会土壤中剥离出来,主要在于寻求各种“替代现行社会秩序的方案”,而忽略和遗忘了西方宪制文明之所以取得当下成就而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和建构方式。
单纯追求“语境”中的宪制,这往往是脆弱的,而对自身文化、传统积淀非常深厚的中国来讲更是如此。
因此,宪政在中国的“语境转化”和相伴而来的“价值置换”既缺乏根源,又出现操作失效的窘困。易言之,宪制本意只是保证个人有尊严地生存而对公权力进行规范和限制,它与救国图存、富国强兵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却将“宪制”作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工具。
这不可简单地说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宪制的“误读”,确切地说,是国人对西方宪制的中国语境化解读和实践,在这一时代洪流中,沈钧儒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