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后人评价 一代名士刘文典:北大怪人 才高狂傲(下)

一代名士刘文典:北大怪人 才高狂傲(下)

北大人物

北大人物

“只吃鲜桃一口”

安大事件后,刘文典应蔡元培邀请,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由罗家伦介绍,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1938年到西南联大,1943年因磨黑之行被解聘。后又被云南大学续聘,在三尺讲台上躬耕终老。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

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

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这时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吴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其实,吴宓跟刘文典的关系颇为微妙。

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由于听众太多,讲座由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刘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登台,一女生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

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颇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著。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里面有两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

北大人才济济,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著述支撑不行。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把重点放在了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

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了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此后他仍发愤不止,1939年又出版了《庄子补正》,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书信辑存,《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页)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

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替庄子跑警报”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刘文典当属一个。

“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文中子,《刘文典全集》卷四,第986页)刘文典并不否认。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不过,他又说,“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胡适当不在此列。但他对业师刘师培却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刘文典1947年摄于云南大学

且先看几节他的自述,以及与弟子谈话时对他人的评论: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 、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刘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页)

“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据传上世纪30年代末,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学《说文》一事时,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一举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后有人揭发他反对鲁迅,刘辩称“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贬,已无从考证。本意如何,唯刘文典自知了。

关于他的癫言狂语,在坊间流传甚广,现择几则有代表性的:

“两个半庄子”。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共10卷,于1939年出版。由于陈寅恪作序给杞细咂兰郏沽醯纳砑郾对觯竦昧?ldquo;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庄子》课时,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学界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是“有两个半人懂《庄子》。”除庄周、刘文典外,还有“半个”,那“半个”,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一说指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他俩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过老庄。

“替庄子跑警报”。

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往出跑,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太上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他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昔日在西南联大他也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

当西南联大要提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愤愤不平:“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元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角钱!”又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吹牛的本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

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好生之德”。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观世音菩萨”。

刘文典在课堂上往往会发惊人之语。一次,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他信口说:“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他说:“‘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即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菩萨心肠。”

“擦皮鞋者”。

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在给次子刘平章的复信中称呼其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原来,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

画面上,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

“我再生了”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较顺利地过了关。他承认自己缺点很多,但无罪行。他还把鸦片彻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时李广田为云南大学校长,对他十分尊重,言必称其“老师”、“刘老”。

每每开会,都请他先作发言。因刘文典有杰出的表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礼遇。评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页)

刘文典1956年摄于云南大学寓所

刘文典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为我国文化遗产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为纪念刘文典诞辰110周年,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联手整理出版了近千万字的四卷本《刘文典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