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平独立董事 专访朱德嫡孙朱和平:中南海走出来的军事专家
北京北郊的一个部队大院,没有挂牌,也没有门牌号。朱德元帅的嫡孙朱和平就在这个大院里工作,现任空军某研究所所长。
“哦,找我们首长啊,他在x号楼。”一位军人听说是来找朱和平的,热情地说。
朱和平的办公室大且整洁,墙上挂着军界领导人接见他的照片。爷爷朱德的照片被放在了书柜里,那是一次回四川老家时,花两块钱在老百姓手里买的。朱和平去年出了本回忆爷爷奶奶的书,至今年二月,该书已经第三次印刷了。
朱和平很健谈,提起爷爷和自己的往事,思维很快蔓延开来。
爬上毛主席家房顶
由于儿子朱琦很少在自己身边,及至1952年,朱德一直有一个遗憾:虽然已年近古稀,却并没有真正享受过天伦之乐。朱和平的降生给了他含饴弄孙的机会。
朱和平出生在抗美援朝的和平谈判之际,朱老总为祈求和平,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小时候的朱和平跟爷爷奶奶住在中南海的永福堂,一家有十多个小孩,多是朱老总四川老家的亲戚。年纪略小的朱和平小学就读于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那是一所领导人子女比较集中的学校,这样的学校还有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和景山小学,很像当年的延安保育院。
朱和平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前三年都住校,每周六、日才能回到中南海永福堂。到了四年级,开始走读了,朱和平却无法带中南海外的同学进家玩。于是,大院内的孩子们便“见天儿地”在中南海折腾,不是打架就是爬房顶,有一次居然爬到了毛主席家的房顶上。
当时,朱和平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外孙李坚爬上了中南海一片平房的房顶。因为觉得好玩,他们顺着房顶一路爬到了菊香书屋紫云轩,那里正是毛泽东在南海的住所。站在院子里的警卫员敏锐地发现了房顶上露出的两个小脑袋,大惊失色。看出是院子里的小孩后,才松了口气。等到朱和平回家后,中央警卫局的人马上找了过来,进行批评教育。
这已经不是警卫局第一次来人了。之前,朱和平的哥哥朱援朝曾在课堂上给薄熙成画如何到中南海西楼大院的地图,被老师当场没收。事后警卫局的人来到永福堂,“这是能随便画的吗?”
和主席疏远了
在中南海的时候,年少的朱和平老盼着周末。因为,每周末在中海与南海结合部的春咏斋会有舞会和电影,到时候不但热闹,还能看见毛主席。
“每次的节目总是等到毛主席来了才会开始,”提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朱和平感叹道,“确实有那种伟人的威严,感觉满堂生采。”主席的幽默也让朱和平印象深刻,“他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
但这些活动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被取消了。早在1953年的高岗事件之后,朱和平最直接的感受是:渐渐和毛主席疏远了。毛主席后来不再每逢周末参加舞会或者看电影了,而中南海内的游泳池,他也只是在没人的时候才会去。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职被撤销后,曾任总司令的朱德一下清闲了许多,从此很少过问军队的事情。
朱和平没有感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因为那时候领导层的斗争还只是在党内,没有扩展到社会上。而朱老总淡然的心态,对这些也没有太多在意。于是,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他以为只是讨论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属于正常的工作会议,所以带上了小孙子朱和平。
但这次会上,由于朱德对大锅饭问题提出的质疑,还有彭德怀的“万言书”,让本已察觉出大锅饭问题的毛泽东从“纠左”转向了“反右”。正是毛泽东在会上对朱德的批评给了林彪在两个月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攻击朱德的“勇气”。
朱和平注意到了爷爷心情的变化,但只有6岁的他无法理解背后的原因。
两次参加大串联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批判,同时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当时的林彪还不敢公开把矛头指向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而是对准了朱德。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被提及,朱德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文革乍起,校园里的红卫兵们高呼“造反有理”,冲向社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朱和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也卷入其中。这所学校的干部子女也很多,比如邓小平之子邓质方,陈云之子陈方,谭震林之子谭小光,林枫之子林炎志等等。
当时的武汉地区相对“保守”,“造反不积极”,在一些同学的鼓动下,朱和平坐上了免费的火车南下武汉。“当时连家都没回,”朱和平说,上车就走,到了武汉后直奔省委大门前静坐示威。
造完湖北省委的反,回到家的朱和平把从武汉带回的各种小报拿给爷爷看。没想到,朱老总看后,不住地摇头,而且显得很生气。
“你去武汉干吗了?”
“造反啊。”
“造什么反?王任重、张体学这些同志我都了解,他们都是忠于党的好同志,算什么走资派!你们这些娃娃懂什么?你们知道他们的历史吗,知道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吗?”
听到爷爷的质问,朱和平沉默了。“当时就有点怀疑文革了。”朱和平说。但不久,他又参加了第二次大串联,不过这次他没干什么事儿。
因为看了《万水千山》等战争影片,又听说了很多红军的故事,朱和平对当年的红军非常崇拜。所以,在第二次大串联时,他沿着红军当年的线路重走了一遍。
“文革”革到了自己家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朱德的处境日渐艰难。他似乎感觉到这场革命就是要“革过去革过命的那些人的命”,而自己就是“革命”对象之一。
1967年的朱和平也渐渐觉得《毛主席语录》这本红皮小册子有点烫手了。早在之前批判彭罗陆杨时,他就对这场革命有些不理解。这些人跟爷爷的关系都很好,其中,陆定一的儿子取名陆德就是要感激朱德的养育之恩,而杨家原来是和朱、刘两家在一个食堂吃饭的。眼看着这些曾经熟悉、亲切的面孔突然间都变成了“臭狗屎”,这让朱和平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当年1月,在“全国夺权”的风暴中,造反派闯到了中南海西楼大院2号楼。当时朱德正在玉泉山休养,朱和平在奶奶的吩咐下躲进了屋里,听得造反派在门外质问奶奶,还有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滚出中南海!”
造反派离去后,朱和平发现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甚至地上也有用石灰刷的“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口号。第二天,得到消息的朱德赶回了中南海,看到那些大字报后,“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愤怒地说:‘除了朱德这两个字,剩下的简直是一派胡言’!”但这只是个开始。
虽然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军委的碰头会上明确表态“朱德还是要保的”,但这并没能阻止林彪、江青一伙对朱德一家的打击,康克清,还有朱琦夫妻先后遭到批斗。
1967年2月,朱和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几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迎面而来。车上站着的正是奶奶康克清,她的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书“走资派”三个大字。
“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难过,就把头埋在路旁围观的人群里,偷偷地流泪……”朱和平在《永久的记忆》一书中写到。
从学徒工到军人
1969年,朱和平初中毕业。当时的毕业生除了下乡就是当兵,而当兵一直是朱和平的理想。于是,他跟陈方等人一起去报名。陈方因为眼睛近视,体检不合格。但通过体检的朱和平也没有被录取,原因是“你家老爷子是黑司令,部队哪敢要啊”。
没有当上兵,就做好了下乡的准备。中央却临时出台了相关政策,由于年龄小,68届毕业生不安排下乡。“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大部分是领导子女中年龄最小的。”朱和平分析这可能是该政策出台的一方面原因。
朱和平被安排到了首钢集团的北京带钢厂当学徒工,那是一个专门生产发条之类带钢产品的工厂。在文革期间,整个工厂基本处于停工状态,已有5、6年没有招过工人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不过,中央政治局还是保留了朱德、董必武、刘伯承、陈毅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九大后,随着该打倒的都已被打倒,文革的浪潮渐趋平静,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复工、复课。
但是,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中,林彪、江青集团因分赃不均起了纷争。这被毛泽东看在了眼里,想到制衡这两种力量必须依靠那些遭受攻击的老革命家。
一天,朱和平突然收到了奶奶康克清的来信,称他们已回京。此前,朱老总和夫人被安排到广东从化,并被限制了行动范围。这次回京后,他们被安排到了万寿路的“新六所”,离开了中南海。
随着家庭政治境遇的好转,朱和平又想去当兵了,因为这时的家里就差自己不是军人。哥哥和妹妹都已经参军去了部队,而自己现在是个钢厂工人,当兵的强烈愿望促使朱和平去央求爷爷帮忙。
但朱德不同意。他认为,在和平年代需要的是知识文化,朱和平还应该去上学,在“冶金、钢铁这方面发展,将来上钢铁学院之类的高等院校”。朱德很重视国家的重工业,“首钢他就去了好几十次。”朱和平说。
“爷爷不同意,我只有靠自己了。”朱和平说,当兵是自己报名的,跟其他普通战士一样,是被选拔出来的。
中南海走出来的军事专家
1970年12月的一天,朱和平终于收到了北京市宣武区武装部的“同意入伍”通知书,这让他兴奋不已。回到家后,他兴高采烈地拿出通知书给爷爷看,却发现这位曾经的三军总司令脸上竟流露出一丝失落。
朱和平很纳闷,爷爷为什么三番五次地否定我入伍的想法?况且,这次我是自己报的名,又没有利用任何关系。
自1953年6月起,8个月大的朱和平被抱进中南海后,就一直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相伴二老生活了近40年。这其中,他不时会碰到纳闷儿的事儿,但正是这些“纳闷儿”的事让他从爷爷、奶奶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包括自己的人生规划。
爷爷的远见
1973年,朱和平在部队提干。按照原来的老路子,它可以先去初级指挥学院学习两年,回来再锻炼,再去中级指挥学院学习两年,再回到部队升职锻炼,如此反复。
“当时就想先到宣化炮院学习两年。”没想到爷爷表示反对,认为他应该到地方院校学习自然科学,然后再到部队学指挥,原因是将来的战争肯定是高科技战争,而当时的部队院校还不能培养这样的人才。“他在当时就有这样的远见啊!”朱和平感叹道。
1976年,爷爷去世后,朱和平参加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招收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主要是部队推荐和文化考试。”朱和平在部队期间,已经学完了三年的高中课程,他很容易就考上了。
虽然上学时年龄已经有些偏大,不过,大学校园里的见闻让他看到了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很幸运,粉碎“四人帮”后,教育被提上了重要的议程。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弃用了文革工农兵大学生的学校自编小册子。开始恢复文革前教材的使用,如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自然学科。
那个年代的朱和平崇拜的是朱可夫、古德里安等机械化指挥官,结果被分到了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后,到部队当了技师,接着任参谋、处长等职。
“我是靠自己的”
很多领导人的后代都庇荫在父辈的大树下,但朱和平说自己是个例外。他常会在家里跟弟、妹开玩笑:“你们都是因为爷爷搭话才进部队的,我可是自己报名的。”
朱和平至今觉得安慰的是,走到今天的位置,是靠自己的奋斗换来的。“当然,爷爷的影响还是有的,”朱和平并不讳言这些,“但是,我是从普通战士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而且,每个职位我都干够了最基本的年限,每次升职都是因为表现优秀。”
或许是害怕人们的成见,朱和平说,“不信你们可以调查。”
研究所里的几位军人对朱所长的科研成果赞不绝口,一位姓赵的军官谈起这些如数家珍:“他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获得全军科技成果一等奖4项、二等奖5项,并著有军事理论专著多部……2004年,被评为空军高层次人才、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近5年多的时间里,他获得了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0项全军武器装备科技进步一等奖,连续3年被评为空军师级先进党委……”赵军官说着说着笑了,朱所长的成绩太多了,总之一句话,“为空军装备现代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当初毕业时还没有恢复学位制,朱和平的学士学位是在毕业多年后补发的。在部队呆的时间长了,朱和平发现部队并不缺技师,“缺的是管理人才”。在被调到空军某研究所工作后,他报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经济管理学硕士(EMBA),并于2004年取得该学位。
他的儿子朱辰已经读高二了,如果有空的话,像奶奶当年一样,朱和平会亲自去开家长会。“这就是一种对我的影响,”朱和平表示,自己在家里专门有一两间房屋布置历史照片,自己还拍DV,刻光盘,把关于爷爷奶奶的一些作品拿来教育儿子。“要让他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怎么能跟别人不一样?就要靠自己努力。儿子还算争气,考上了重点中学。” (记者 刘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