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白崇禧
“七七”卢沟桥事变不到一个月,8月1日,蒋介石电邀李宗仁、白崇禧晋京商决大计。8月3日,蒋介石派塞可斯巨型专机至桂林迎接。8月4日晨9点,白崇禧由桂林旧藩署乘车赴二塘机场,李宗仁亲自送行。
与白崇禧同行者,有李任仁、黎行恕、刘为章及其他随行人员。
白崇禧所乘专机起飞后,中途曾发生暴风雨,司机及随从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要求返回桂林,白崇禧没有同意,坚持飞往南京,以表示赴京抗敌态度之坚定。结果,途中一切顺利,下午4点,专机在南京下关江面安全降落。
当时一批南京要员如何应钦、程潜、王宠惠、钱大钧等数十人,专程到下关津浦路欢迎。
下午6点,白崇禧晋谒蒋介石,共进晚餐。据记载:白崇禧与蒋介石“相与叙谈甚久始出”。
十年前,白崇禧以东路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领第4集团军北上,于1928年6月11日进入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华南领兵入京第一人”,1928年9月23日,白崇禧在滦州肃清张宗昌、褚玉璞部。用黄旭初的话说:“白崇禧自革命军由广州出发起,直到在河北滦州收拾直鲁军炎止,他对于北伐,由开始至结束,可谓鞠躬尽瘁,始终其事。”这一年的白崇禧35岁,事业抵达巅峰。
就在桂系势力纵横半个中国,白崇禧事业抵达巅峰之际,盛极而衰,蒋桂矛盾爆发,蒋介石策反了白崇禧的部下,导致白崇禧从天津秘密潜逃,事业骤然从巅峰坠入深渊。
白崇禧一生有两个上司,一个是李宗仁,另一个是蒋介石。李宗仁与白崇禧是典型的合作关系,他们既是同乡,又是战友,各有所长,形成互补,成为民国历史上著名的“李白”现象。
蒋介石与白崇禧,则是明显的“君臣关系”,蒋介石欣赏白崇禧的才能,是他把白崇禧从第七军参谋长的位置提高到行营参谋长的位置,而行营参谋长随总司令北伐,成了实际上的北伐军总参谋长。白崇禧由此从广西进入中国,获得了施展“小诸葛”才能的“英雄用武之地”,是蒋介石给予他的机会;他也没有辜负蒋介石的厚望,为北伐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可惜的是,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能够摆脱中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传统。终其一生,都处于被蒋介石利用,又被蒋介石制裁的境遇。1929年在北平,白崇禧曾经被蒋介石追捕而亡命天涯;1966年白崇禧在台湾,突然去世,仍有诸多传言认为是蒋介石的谋杀。
这是白崇禧十年后重返南京。十年前,受命蒋介石离开南京完成北伐,十年后,受命蒋介石飞赴南京谋划抗战,白崇禧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时刻进出南京。
卢沟桥事变白崇禧应召赴京这段历史,许多文字都会涉及到这样一段材料,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召乘机飞抵南京,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头条刊登: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虽然偶有学者对这个材料有所质疑,但由于传播广泛,这个说法已经深入人心。白先勇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亦引用了这则材料。
不管这个报道是否存在,但有一点勿庸置疑,那就是白崇禧应召赴京对整个中国抗战形势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白崇禧入京任职,对蒋介石坚定抗战决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白崇禧带头进京,导致全国各地“诸侯”紧随其后,放弃前嫌,同心抗战。8月7日,“四川王”刘湘自成都抵京,8月9日,“云南王”龙云自昆明抵京。
白崇禧赴南京后的第二个月,著名画家徐悲鸿专门书写了一副对联表示对白崇禧的敬意
雷霆走精锐,行止关兴衰。
对联的旁边,还有徐悲鸿的题词:“健生上将于廿六年八月飞宁,遂定攻倭之局,举国振奋,争先效死。国之懦夫,倭之顽夫,突然失色,国魂既张,复兴有望,喜跃忭舞,聊抒豪情,抑天下之公言也。”
此次白崇禧临危赴京,是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数月后,他担任军委会军训部长。又数月,在武汉军事会议,白崇禧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提出抗日战略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