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肺科医院倪健 上海肺科医院3年吸引300名老外学习 年纪最大超80岁

上海肺科医院3年吸引300名老外学习 年纪最大超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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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外国进修生。王烨捷/摄

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布拉登顿市生活相比,中国上海的生活空间对于海牛纪念医院胸外科主任让·史密斯而言,实在是有些狭小了。每天,他和他的一名手术助手、一名护士要在20多平方米的酒店房间内讨论一天的学习所得,就像回到上学时一样。

47岁的史密斯,是个勤快的学生。他每天要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观摩5到8台各类手术。他的目标是——两周内,让自己和自己的医护团队都学会怎么做“单孔胸腔镜”手术,同时,要学会判断肺部磨玻璃影手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只有上海市肺科医院,拥有让我短时间内学会的最大可能。”史密斯团队此番赴华,为期两周,往返交通费、在沪酒店住宿费、餐费全部由他自掏腰包。

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过去3年来,总共有近300名来自美国、德国、荷兰、俄罗斯、西班牙、以色列等国的外科大夫自费蜂拥到上海市肺科医院参加为期两周的“单孔胸腔镜”手术学习班,或为期数月的胸外科全科手术学习班。所有人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简历自主报名,目前,年纪最大的“学生”是一名80多岁的以色列胸外科专家。

为什么是上海市肺科医院

西班牙人蒂亚戈·刚萨雷斯是第一个发现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国际伯乐”。他在2013年一次应邀参加学术会议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上海的这家医院,用“Amazing”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直到现在,他都会用“Amazing”这个词儿来向胸外科界的各国大夫介绍这家医院,“我会告诉他们,上海时髦、摩登,还有一家全世界范围里,能让你用最短的时间学会各种手术方法的大医院。”

这家医院,就是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姜格宁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介绍,胸外科去年一年进行了约1万台手术,其中肺癌手术约7000例,而这7000例中的80%都属于早期肺癌,使用单孔胸腔镜微创手术就行。术后这类早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

《中国肿瘤杂志》2016年第一期刊登的文章《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称,全国2012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为358.6万例,发病率第一位的就是肺癌,每年发病约为37.8万例。恶性肿瘤病死率第一位的也是肺癌,每年死亡病例约为56.9万例。

“单孔胸腔镜”手术,能在微创情况下,挽救早期肺癌病人的生命,是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的一张“王牌”。

菲拉斯·阿布阿卡现在是上海市肺科医院一名长期进修生,学习期为9个月,所有食宿、交通费用自理。实际上,这个34岁的年轻大夫,早在2014年时就成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地区第一名单孔肺叶切除术的主刀医生。彼时,他刚刚从上海市肺科医院完成两个星期的“单孔胸腔镜学习班”。

在阿布阿卡眼中,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是全球最大的、最规范安全的科室,拥有全球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做个简单的比较,阿布阿卡在以色列服务的阿玛卡斯慈爱医院和沙尔泽戴克医疗中心,一周可能只有2~4台中小规模手术,一年只有20~40台肺叶切除手术;而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一天就有20~40台肺叶切除手术,阿布阿卡一天至少要观摩学习4台手术。

今年,他决定来上海“回炉”。9个月后,预计他将成为耶路撒冷地区最年轻、经验最丰富的胸外科大夫。

“你可能觉得中国只是病人多、手术量大而已,但你不知道,对于一名外科大夫而言,手术量的累积直接决定了你的手术水准和质量,发多少论文都抵不上几台高难度手术。”美国人史密斯在上海,几乎一天到晚“泡”在手术室里,除了单孔胸腔镜手术,他还观摩其他各类高难度胸外科手术,比如姜格宁的气管手术。有时候,哪怕是一个中国的主治医生开刀,也能让他“学到些东西”。

中国医生的诊断能力、手上功夫令人惊叹

每一名刚到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发达国家外科大夫,多少都有些傲慢。但只需要在手术室跟上一两天,他们大多就要开始“认真学习”了。

对中国医生的看法,也会从最开始的“哦,中国大夫……”转变成“噢!中国大夫!”。最让老外震惊的是,一名工作不过10年左右的青年主治医生,他对病情的诊断、动刀子的技术,都有可能比一名国外资深胸外科主任来得“老到”。

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行政副主任朱余明介绍,近年来到上海市肺科医院学习的老外,层级一个比一个高。他们可以支付本人甚至整个医护团队在五角场附近五星级酒店的住宿费用,可以暂时放下在自己国家的部分肺癌病患,专门到上海来学习两周。

“他们的身份,在国外都是广受当地医生景仰的。”一批一批学成回国的老外,通过口耳相传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把上海市肺科医院在海外医生圈中的名气打响了,“来过一个荷兰的医生,他之后,荷兰所有胸外科医生几乎都来学了一遍。”

史密斯就是通过朋友介绍了解这里,并递交简历申请学习的。可以肯定的是,他和他的团队离开佛罗里达海牛纪念医院后,那里至少有两周时间不能进行肺癌手术了。但史密斯觉得,这样做值得。“我把美国所有医疗中心都学了个遍,没有哪家医院像上海市肺科医院一样,给我这么大的震撼。”史密斯说,他最钦佩中国医生诊断病情的能力。

以肺部疾病中最普遍的肺部磨玻璃影来说,在美国,因为医生判断不准这种影像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大多数情况下会建议患者观察。但,“观察”的后果可能是,等这块阴影发展壮大了,它已经转变成恶性肿瘤了。

而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一个磨玻璃影片子拿来,医生们看上几眼,就能大致判断出其性质、治疗方案等。

胸外科每天早上一个小时的交班时间,史密斯一定会到场。这一个小时里,中国大夫们会就几个肺部磨玻璃影片子进行讨论、诊断,手术到底做不做、怎么做、做完手术后如何用药护理等全在讨论范围之内。

“其实单孔胸腔镜手术我也会做,只是过去很少做。我对肺部磨玻璃影的诊断、手术方案等更感兴趣。”史密斯在美国当了22年医生,在胸外科开了10年的刀,他认为中国医生的诊断能力和手上功夫位居世界前列。

德国胸外科排名第一的胸外科主任,在观摩了一台上海市肺科医院的手术后,当着众多外国大夫的面,这样评价手术中一个小细节:“你们的‘淋巴结清扫’堪称完美,全世界包括德国在内,都做不到这样。”

老外直白:手术做得不好,当场转身走人

一种“热烈讨论,激烈争辩”的氛围,如今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的胸外科医生办公室里渐渐形成了。这或许是外国医生带给这里最大的改变。

“老外做事不会顾及面子,他觉得你诊断不对,当场反驳,不管你是主任还是主治;觉得你手术不行,扭头就走,一点不给面子。”朱余明说,胸外科的医生现在不仅习惯了,也开始喜欢上这种氛围,“本来行医就是一门科学,应该多讨论。”

西班牙人冈萨雷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施行单孔胸腔镜手术的外科大夫,他难掩对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喜爱,现在他逢人都说自己就是这家医院的大夫。

2013年,冈萨雷斯作为“老师”来教肺科医院的大夫做单孔胸腔镜手术,当时胸外科4名医生合力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单孔胸腔镜手术。但到2014年,不到一年时间,冈萨雷斯再来时发现,就连这里的主治医生都能娴熟地进行单孔胸腔镜手术,“当时我特别惊讶,何不就在这里办个单孔胸腔镜的学习班,这里几乎每一名医生都够格当老师了。”

冈萨雷斯的判断没有错。这里后来成为了全球单孔胸腔镜手术的“推广中心”、“学习天堂”。中国医生哪怕是对一个血管处理的“小动作”,都会成为“老外学生”心中的经典。

西班牙马德里“10月12日(马德里一个地名——记者注)医院”胸外科主任帕布洛·加梅斯观摩手术时,最注意中国医生的“手势”和对突发状况的判断。他在这里能看到各种因突发状况而临时改变的手术计划,“比如血管出血了,中国医生可以马上判断用夹子、打结、打枪、超刀等各种方法中的哪一种,我过去可没见过有这么多处理血管出血的方法。”

曾有一名自我感觉良好的俄罗斯圣彼得堡胸外科主任医生,总把肺部磨玻璃影判断成俄罗斯当地较为常见的结核病。两周待下来,他对中国医生的判断力拍手叫绝,几乎每一次诊断,经手术验证后,总能证明中国医生的结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