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全集高僧传 汤用彤有关《高僧传》通信解读

汤用彤先生研究《高僧传》对其治中国佛教史有关键意义。笔者在协助汤一介先生校理汤用彤著述的过程中,深感汤用彤毕生尽瘁的僧传考订,实为其治中国佛教史之门径,遂留意搜集相关未刊手稿及通信,解读他整理《高僧传》的始末及其价值,庶几为解答学界对现版《高僧传》的某些疑问提供新途径。

汤校本《高僧传》征求意见函 

佛教典藏浩瀚,选择恰当的入手书,对于探索中国佛教史至关重要。汤用彤治佛教史,遍览大藏,最看重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该书记载从东汉到梁代四百多位高僧的生平等情况,而此间正是佛法东传由冲突到融合的关键阶段。因此,该书成为这一时期历史、思想和文学资料的宝库,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考证史料是治学的基础,基础如有问题,则循此而有的研究必不可靠。汤用彤一生特别注意文献的整理考订,以使其治学有扎实根基,并为后学展开研究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对赶时髦的虚浮学风甚不以为然,并告诫学生:“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史料考证)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产生第一等的成果。

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建立体系),很可能连三流的成果也出不来。”他还谦虚地说自己有“自知之明,甘愿做第二等的工作,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资料也好”。这种治学态度也与《高僧传》“高而不名”、“潜修实行”的评判标准相通。

汤用彤晚年益加致力于整理佛典,并以《高僧传》作为重点。1958年,他在与中华书局往复通信中,已提出整理《高僧传》的具体办法。当年,因汤用彤患心脏病住院治疗,一年后,他才抱病时断时续地展开这项工作。1961年,他对《高僧传》的整理工作再度恢复,并由黄枬森的夫人刘苏协助誊录及校对,随后,一直由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李长霖协助。

1962年,汤用彤提议刊印“中华大藏经”的计划获得政府支持,文化部召集吕澂、陈垣等专家开会商讨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以此为契机,他加快了《高僧传》校勘工作的进度,并于同年11月与中华书局总编金灿然签订了约稿合同,约定1964年8月交稿。在此前后,汤用彤与中华书局、北京图书馆、金陵刻经处等单位频繁书信往来,讨论整理方案,查找有关资料。

汤用彤综合全史,以超凡之识,积毕生之力,参阅了与僧传有关的几乎所有历史文献,为其校理《高僧传》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在整理中,他以《大正藏》为底本,参校该书的其他各种版本,并广泛搜求各类佛典,及相关正史、野史、地志、类书、道藏、金石碑铭、敦煌文献、笔记小说等等,详加引证,明辨异同,必求精审。

汤用彤还就《高僧传》中吐火罗语汇与季羡林仔细探讨。季羡林认为:汤用彤之所以是真正的国学大师,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读造诣很高,对汉译佛典以及僧传又都进行过深刻彻底的探讨,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

1963年底,汤用彤将卷首部分已基本定稿的六个僧人传记和《关于高僧传》、《关于慧皎》、《高僧传分科分卷人数对照表》三个附录作为样张油印出来征求意见。汤一介先生为我们保存下来了部分原件,现存五纸。样张的后面附有一份信函,盖因拟寄送中华书局等处的同行专家,而暂时未写抬头,全文如下:

近年来,我们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重视。我过去多年积累了一些有关高僧传的资料,想把它校勘整理出版,直到一九六二年,得到李长霖先生协助,作了准备工作,至本年九月进行全面整理,现将开头一小部分作为样张,油印出来。送上,请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力量有限,问题难免,希望帮助我们作好这一工作。

    此致

敬礼

                                                   汤用彤

                                                  十二月十三日

这份油印的样张的开头是“简略说明”,并附有两个僧传,即摄摩腾、竺法兰两传的校注。“简略说明”后来被节选收入中华书局版《高僧传》中,但也有些重要信息被遗漏了。如其言,为了保存古籍本来面目,格式大体上仿照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向达《蛮书校注》。

汤用彤在“简略说明”中提到原拟写一《绪论》,但未及完成。笔者1999年校订《校点高僧传》时,见卷首也有一《绪论》,遂请教汤一介先生其间缘由。汤先生告知,《绪论》是他根据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的材料写成的,并让我将此话以编者注的形式写入《汤用彤全集》本《校点高僧传》。

汤用彤在“简略说明”中提出了整理此书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校勘时“宁滥勿缺,有闻必录”,相关材料尽可能收集完备;在此基础上,定稿时采取“宁缺勿滥,去芜存精”的标准,从大量繁芜的材料中筛选出有用的部分,择善而从,有参考价值者存之,无参考价值者弃之,以确保校勘的准确。其治学之广博视野与谨严态度,于此可窥一斑。这实际上在古籍整理方面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