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星的事情解决了吗 如何避免下一个“冀中星”出现?
7月24日早7时33分,北京光明楼公交站北侧,一家金凤成祥蛋糕店发生爆炸。在事实尚未查明的一个小时内,不断有网友在微博上问:“会不会又是一个冀中星?”
很快,北京警方确定该事件系燃气爆炸,排除了人为爆炸的可能。
无论只是炸伤了自己的冀中星,还是烧死了47条生命的陈水总,时间的流逝或许会冲淡事件的痕迹,但“极端维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将给社会公众留下深深的恐惧,给公共安全罩上重重的阴影。
冀中星在他发表于2006年9月5日的最后一篇博文中写道,“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
与此对应的是,陈水总在他的微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草民四处求诉无门”,“想想自己一个草头百姓……被忽悠……也只有叹气”。
但《法制日报》记者在两个事件的采访中均了解到,冀中星的“叫喊”并非完全没有回音,陈水总的“求诉”也非毫无反应。只是这些“叫喊”和“求诉”并没有及时引起足够重视,有关部门给出的回音和反应也都未能切中要害。
广东省东莞市在冀中星引爆炸药后发布了《关于冀中星反映被治安队员殴打致伤问题的情况通报》,通报中称,考虑到冀中星家庭困难,经东莞市公安局协调,市公安局工作组联合山东当地公安机关及村委会工作人员到冀中星的家中进行走访。
但那次机会,并没有像爆炸案发生以后一样,东莞启动一系列复查程序,而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给予冀中星救助金10万元人民币”。
这被定义为“救助金”而非“赔偿金”的10万元,最终并没有化解冀中星内心里对自己所理解的“公道”的追索,以致积累成“仇”,做出极端之举。
“要让法治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方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评价。他认为,引导民众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法治健全了,就不需要上访,民众就会信法而不信权。
每每出现类似案例,让法治来代替“极端维权”的呼声都会成为主流。但要避免更多陈水总、冀中星的出现,仅有呼声远远不够。
徐昕认为,冀中星们之所以会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权,往往都是因为对“公力救济”没有足够的信心。
作为一名法学教授,他一直在推动一个法律援助项目,他认为,通过民间的这些项目,民众既可以了解在法律的框架下如何理性维权,也能逐渐养成咨询法律意见的习惯。“相信法律力量的人越多,法律的力量就越大。”
徐昕建议,可以以更大程度的公开来换取公信力,“越是敏感的案件,越是热点案件,就越要公开”。
“公开”也是武汉大学教授沈阳的意见选择:“民众在现实中进行信访的时候,往往与官方意见有所差异,冲突就此而起。那么能不能将信访涉及各个部门的信息回复予以公开,比如说冀中星案,他向哪些部门反映了,各部门如何回应,公开出来,让媒体、网友来围观评判,通过外部的一些力量来加强对行政力量的监督,对行政机关解决信访事件也有好处。”
除此之外,作为常年研究网络舆情的权威专家,沈阳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陈水总和冀中星案,在案发前均在网络上有所反映。“这说明我们需要对网络当中这样一些比较突出的底层呼声进行整理,省级层面可以有一些机构来统筹安排整理,不是被动接受反映,而是更主动地收集汇总,把比较大、比较强烈的呼声纳入到正常的处理轨道当中来”。(本报记者范传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