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丧事要吹百鸟朝凤 无双镇的唢呐匠 为何不愿意吹奏《百鸟朝凤》?

著名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正在上映。围绕这部作品展开的讨论,很多都提到了“坚守”一词。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无双镇,焦三爷、游天鸣两代唢呐匠,对于唢呐艺术,以及围绕唢呐的种种礼俗规矩选择了坚守。所谓坚守,顾名思义,既不是抗争,也不是放弃——之所以不是抗争,因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力量微薄的唢呐匠无从抗争,即使抗争也无法改变现实。

之所以不是放弃,因为唢呐已经融入他们的生命,他们是“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的人”。放弃唢呐,就等于放弃了他们世界中最珍贵、最重要的支柱。

然而,坚守的尽头是什么?焦三爷的坚守,止步于他生命的终点。游天鸣的坚守,终点又在哪里?电影里没有明确回答,但答案并不难找到。唢呐无论是被当成“非遗”保护起来,还是因为游天鸣改行而放弃,或者他继续忍受清贫坚守下去,终究都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唢呐当然不仅仅是一种解乏的艺术,它代表着乡村世界一整套的礼俗文化和生活方式。唢呐的绝响,标志着乡村社会礼俗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凋敝和衰微。它以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基础,并且与社会结构变化互相伴生。导致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大规模流出。

在《百鸟朝凤》里,蓝玉、秀枝、二师兄、三师兄都先后离开乡村,到城市打工。在电影之外,大概从上世8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就经历了持续的、巨大规模的进城务工潮。时至今日,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已经接近2.5亿之巨。

进城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留守乡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青壮年整体性抽离,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家庭、社区到整体乡村社会,青壮年都是支柱性力量。当这个群体整体性流失之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就面临崩塌,原来附着在社会结构上的诸多社会功能,也就逐渐失去了效力。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里,法律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但在传统乡村社会,礼俗和宗法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在无双镇的礼俗—宗法体系里,焦三爷带领的焦家班地位显要。因为在葬礼上,唢呐是四台、八台还是“百鸟朝凤”,代表着对于逝者一生道德品行的盖棺定论。

焦三爷之所以受到特殊礼遇,就是因为在传统乡村生活中,道德品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规范、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力量。生丧嫁娶的种种仪礼典庆,则是礼俗—宗法体系的重要载体。唢呐既是婚礼、丧礼这种重要典礼的仪式性成分,又是进行道德裁决的实质性成分,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然而,当支柱性的社会力量(青壮年)整体流出乡村,乡村社会结构面临崩塌之后,包括礼俗—宗法体系在内的社会功能,就遭遇“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局面。作为社会规范层面上的“礼崩乐坏”,确确实实在乡村社会里发生。

首先是旧有的道德体系失去了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身着豹纹超短裙的女子,可以公然登台表演曼歌辣舞,台下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相应地,手握道德裁决大权的唢呐班,也就失去了在乡村生活中的中心位置。道理很简单,既然道德本身都不放在心上了,谁又会在乎关于道德的评判?当道德评判变得不重要,以前每个唢呐匠都梦寐以求学习的《百鸟朝凤》,渐渐就变成没有人愿意去吹奏了。

这种转变来得异常迅速,甚至让人有点迅雷不及掩耳。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村社会的青壮年群体持续流出。大概在二三十年的短暂时间里,乡村的社会结构已经大为改变。附着于社会结构之上的社会功能、文化体系也随之改变。

在电影里的表现,则是在前一场金庄查村长的葬礼上,逝者的家属、族人给焦三爷下跪磕头,恳求焦三爷吹奏“百鸟朝凤”,作为对逝者德行的最高表彰。后一场的老人寿宴上,村中小混混宁愿付双倍价钱,也要恳求游天鸣不要再吹奏唢呐了。一前一后,唢呐匠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别若云泥。在其背后,就是唢呐所代表的礼俗—宗法体系的崩坏,以及旧有传统生活方式的整体衰败。

乡村世界传统的社会结构、文化系统和生活方式衰落之后,如何进行新的社会结构、文化和生活方式重建,是摆在乡村面前的难题。在影片《百鸟朝凤》里面,导演并没有提供解决之道。在电影以外的现实世界中,探讨这个难题的解决之道,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很多像无双镇那样的乡镇,以及更多的乡村,唢呐代表的礼俗—宗法文化日渐衰落,西洋乐队代表的现代文化系统也未能有效建立起来。那些离开小镇、乡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就像《百鸟朝凤》里面的蓝玉、秀枝、二师兄、三师兄那样,虽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要真正融入城市文化,从农民变为市民,还要克服很多困难、跨越很多障碍。

影片《百鸟朝凤》所流露出的感伤基调,正是旧者流逝、新者未来之际的彷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