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与胡风 钱理群:胡风、舒芜与周扬们(上)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九五○年,胡风与舒芜之间有几次通信,颇值得注意。舒芜在三月的信里,兴奋地向胡风报告:自己的心情不再像解放以前“那么寂寞荒凉,而是面临着新的从未做过的实际行政工作之际,所感到的激动和担心”。
胡风随即回信,对舒芜的新觉悟表示赞赏:“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这时候,胡风和舒芜之间还是以诚相待,他们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把新中国的成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由衷地拥护共产党;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思想改造,他们也都完全认同与接受。
面对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胡风更有一种底气:“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
”如果舒芜此时得到党的信任还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而在胡风看来党理所应当地信任与重用自己。
胡风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定位也远高于舒芜:不仅要作革命的拥护者、歌颂者,而且应该拥有对革命的“解释”权。可是一切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在党看来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权。
于是,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颇为奇怪、又是必然的现象:本来与革命事业并无深刻联系的舒芜以及类似的知识分子,这时由于拥护党、歌颂党,并安于这种拥护与歌颂,就获得了党的信任和超乎他自己期待的重用。相反,“大半生追求”革命的胡风,却因为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被认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而得不到他所期待的重用。舒芜和胡风在革命胜利后的不同境遇,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
胡风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境与地位的尴尬。一九五○年十月,在给爱妻梅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大关键,我们还是吊在旁边,但我们总要不愧对这个时代的。”这里传递出的三个信息,都值得注意:对于胡风这类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完全自觉地意识到,革命胜利把中国历史推到一个大转折的“大关键”时刻,因而产生了亟欲大展宏图、大显身手的主观愿望与意志。
但一种自己不能掌握的力量,却把他们“吊在旁边”,被迫做历史的旁观者,这样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处境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胡风建国后的最大痛苦。但他却试图以更大的意志力量,对抗这样的历史命运。
作为挣扎的第一个努力,胡风要向党、向毛泽东、向新政权,表示自己的“真诚”:这就是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短短三个月间写成的四千六百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高喊:“时间开始了!祖国新生了!
人民站立起来了!”他歌唱:“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他赞颂人民集合在党的“大旗下面”,“在放光的大旗下面放光!在歌唱的大旗下面歌唱!”在胡风的笔下,“祖国”和“人民”,“时间”和“历史”,“劳动”和“真理”,与“毛泽东”和“党”是融合为一体的,他这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绝对真诚的。
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始终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爱和恨,是代表了祖国和人民的意志,符合时代的需要,就是说,自我也是和革命、时代、祖国、人民、党、真理融为一体的:他完全被这些“大词”征服并且迷恋于此。
当然,胡风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给梅志的信里又有这样无奈的表白:“但旗子是在别人手上,别人用旗子来压我打我,我除了用真诚的工作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掌握了党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周扬们(在给梅志的信里,胡风具体点名的除周扬外,还有冯雪峰、丁玲、何其芳等人);在胡风看来,他们沆瀣一气,打着党的旗子来打压自己,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国家的权威”。
胡风很清楚,他是“向着一种庞大的东西作战”。
问题是,胡风感到受压并非过于敏感,而有其事实依据。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里谈到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写到第二篇就不能发表,只投到地方报纸,以后《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又连续发表何其芳等人写的批判文章,指责胡风诗里有“牢骚”,“歪曲了毛主席”等等。
党报一发言,印成的诗集就被限制发行。后来胡风写了歌颂工农兵的报告文学《和新人物在一起》,也受到多方刁难。最后正如胡风所说,他写的文字几乎就没有发表的可能了。这正是党管宣传(从出版到发行到批评)的文化体制的威力。
但胡风却并不认为这是党对他的打压,以为仅仅是文艺界的领导周扬们的宗派主义所致。而且他这样看待跟周扬们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现在的问题是:维持一两个文坛主人的权威呢,还是要解决这个伟大的人民底事业,党底事业?真理绝不在他们手上,但枪是抓在他们手上的。
”胡风是怀着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以至神圣感来对待和周扬们的斗争的:“现在是一个最艰难的关头,这要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们不得不作这个斗争。
”胡风这里把问题提到“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造性”这样的高度,自然大有深意。胡风晚年,对自己当时的思想有这样一个说明:“我的全部感情倾注到一个问题上面,夺取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的党,会不会遭遇到从内部瓦解这个极其严肃的前途问题上面。”胡风在和周扬们的论争、博弈中表现得特别固执、坚定,不肯妥协,这或许是更内在的思想上的原因。
当时,胡风是把希望寄托于党的“神经中枢”,他多次表示:非得有“在党内站高位的人出来,情形是不能改变的”。经过长久的等待,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的指示是:“一、要参加集体生活(工作),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和同代人合作,相互讨论,修正错误;二、对党要提出要求,要更好地发挥力量。
”短短的两点指示所包含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首先,“要更好地发挥力量”,表明中共仍然把胡风视为一种可用的力量,将其作为统战对象。
胡风却期待把他当作“党的人”而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有些一厢情愿了。其次,发挥力量是要有条件的。所谓“要参加工作”,“对党要提出(入党的)要求”,这意味着要纳入体制;所谓要“和同代人合作”,是让他臣服于周扬一类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
胡风在给梅志的信中说:“这是要我把‘同时代人’都当作同志”,“要纠结在一起,否则,不承认你”,这个“不承认你”正是要害。所谓“注意年轻人应该,但也要……”云云,则有言外之意。
周恩来完全看清楚了,胡风真正想做的,是再办一个类似《七月》那样有号召力的刊物,以继续影响年轻人,他拒绝安排给他的《文艺报》工作,原因就是没有他想要的独立性,但这恰恰是绝不允许的。胡风仍在继续“注意年轻人”,这就犯了大忌。周恩来婉转的语气:“……应该,但也要……”,其实既是善意的提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警告。但胡风居然毫无感觉,置若罔闻。
问题更在于,周恩来要胡风和周扬等“同时代人”合作,主动权并不在胡风手里。而大权在握的周扬等则明确地提出了“合作”的条件:“只准检讨,不能解释或讨论。”胡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你屈服,听话,然后,做一个奴才,如此而已”。他只能拒绝。
胡风之所以断然拒绝,还因为他虽然看透了周扬们的意图,但还有一点没有看透:他依然不认为这是党的意图,尽管周恩来代表“神经中枢”发出了如上明确信息,但胡风却还是愿意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加以理解,强化了“更好地发挥力量”这类鼓励的话,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暗含的警告。
这样,胡风就不能不陷入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在这一时期给梅志的家书里有集中的倾诉,今天读来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他感叹道:“这一代的有点善良的知识分子,实在可怜得很。做一个诚实的战士既无力量,做一个骗子又不甘心,终于只好过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了。
熬到得意,坏的就‘十年媳妇十年婆’,好的就变成好好的官僚,顶好的也不过是一个称职的事务官而已。我是指我们这一线说的。还有更坏的,抓到了权就想在文字上歪曲真理,‘留名后代’。”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观察,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各种类型,各种命运,都概括其中了,而且延续至今。
当然,胡风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即“做一个诚实的战士”的困境与命运。对此,他同样有许多深刻的观察与分析。诸如,当我们“倾注着一点真情,希望对人民有一点欢喜的时候,那些狐狸们正在想着喝血,撕着嘴想笑而又做贼心虚地惴惴不安呢”!
胡风看到的,是鲁迅说的“人肉的筵宴”在新时代的延续,打着各类堂而皇之的旗帜。“我是突入了重围之中,不晓得还有多久才能够击破这个无物之阵。”—胡风遇到的是新时代的“无物之阵”。
胡风既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大众而战斗,却要时时面对“愚众”对自己的不理解、反对,甚至迫害,在新时代落入鲁迅笔下“夏瑜”的命运,这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世界,应该有几根硬骨头,但也决不为保留个人的什么东西向人民顽抗的。
”—这正是在新时代要做鲁迅式的“硬骨头”的困难或困惑所在。因为要反抗的对象,如新的官僚是打着“人民”旗号的,要做反抗现实的硬骨头,就要背上“向人民顽抗”的罪名,毛泽东的《讲话》就是这么说的。
问题是这已经形成舆论,有时候连自己也要产生怀疑,这是极苦的。类似的苦闷还有:“只要是真理,哪怕是一点点,牺牲自己去保卫它,也是值得的。但如果不是真理,又怎样不认错呢?现在难就难在这个区别上。”左翼知识分子当年反抗旧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因为真理在手而理直气壮,但现在要反抗的是新中国的某些黑暗之处,而自己又是总体上肯定新中国的真理性的,这样,究竟真理在谁手里,就成了问题。
尽管胡风还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却难以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在强大的“真理的化身”的压力下,有时候就会自我怀疑,产生这里所说的“区别”的问题。他跟梅志谈到,“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要工作有意义,人就非保持纯真不可,但为了有能够工作的‘条件’,人就非虚伪不可,这样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是无法可想的”。
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料到,新社会也会有“逼人虚伪”的一面,想要工作就必须不断说谎,做违心的事,而胡风们又恰恰有着极强的工作欲望,他们不能忍受做时代的旁观者,这样,就必然陷入“纯真”或“虚伪”的两难选择之中。
在痛苦中胡风终于发出感慨:“这几年来,我们当作一个争‘真理’的问题看,那是基本的错误,我们太不懂这个社会了。”胡风觉察自己“太不懂”新社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觉醒。
在新时代,做“真诚的战士”既然如此之难,胡风也曾考虑过是否有其他选择。这是他给梅志的信里一再讨论的:“如果用之得当,我当献出一切,否则,只好做一个小民终身。”退下来做一个普通小民,“至于事业,有掌权的人负责,用不着也犯不着再做出什么不‘服从’的事了。
”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太平犬”的命运吧。胡风因此发出感慨:“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时不时难免有人提几根棍子,那时候,见怪不怪也就是了。
”在最痛苦的时候,胡风就想到最后的归宿,是回到家里,回到梅志的身边:“我们真是像‘涸泽之鱼’,彼此用口涎互相润湿一下,打发这卑劣的日子。”剩下的一切,只好“听历史的裁决了”。胡风的这些犹豫、退缩之想,都非常感人,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更丰富复杂,而非一味往前直冲的胡风,这或许是更真实的。
舒芜的转变与检讨
胡风不止一次地想过妥协,甚至表示要“学做孙子”。胡风确实准备“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的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但胡风自有一条原则:“我是决心委屈自己的,但却不能委屈真理。”因此,他只愿意检讨“个人对组织的关系”,至于“理论问题,这是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东西,不是什么个人受‘屈’的问题,我只有实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马虎的”。
但周扬们,却是要让胡风彻底投降,全面缴械,周扬他们自己,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这样做了。
从周扬所代表的立场看,胡风的这种保留与坚守不啻是负隅顽抗。双方就这样顶着,谁也不可能让步。于是,周恩来决定,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对胡风做最后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