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政论选集 《章太炎全集》整理出版脞说
20册600余万字的《章太炎全集》终于出齐了,有幸参加此一文献整理出版盛事,略述所知以纪之。
全集之两次整理出版
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之议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其具体之缘起,可见汤志钧先生《王仲荦和》一文。据该文所述,最初之动议发于王仲荦先生,而前后奔走、联络整理者,王先生亦居功至伟。当时汤国梨先生、章导先生皆在,太炎先生弟子虽多年老,而在世者尚多,故当时之整理者,堪称一时之选。甚或可以说,《全集》最初之整理乃章门弟子、再传弟子之倡议与合作,此亦可谓尊师之一举也。
另一方面,《章太炎全集》也被列入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1982年8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之中。当时被归入历史类第一部分(1982—1985年)“近代人物文集丛书”,该部份包括“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在学术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涉及的人物具体有林则徐、包世臣、姚莹、曾国藩、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张之洞、盛宣怀、丘逢甲、黄遵宪、梁启超、严复、刘光第、文廷式、毕永年、秦力山、张謇、陶成章、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谭人凤、蔡锷、曹廷杰,共二十六人。
从中可见,章氏乃作为“进步思想家”入选,所被看重者乃革命一面。
实际上,章太炎之受重视,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乃是受“批儒评法”之影响。毛泽东于 1973年8月指示上海注释章太炎的《秦献记》和《秦政记》,10月19日,又布置《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刘修明:《〈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要求“请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标点分段印出,送五份。
只作一题解,不须作注释,将其主要内容及支持李自成、义和团而批孔评儒等观点于题解中摘出即可”(《毛泽东晚年诗文过眼录·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编者按)。同时,也要求做《訄书》的大字本,书做好后,还没来得及送到北京,毛即去世。今上海出版博物馆藏有该书。
大字本《秦献记》
大字本《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在整个时代氛围的影响下,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汤志钧先生编《章太炎政论选集》,朱维铮先生和姜义华先生编注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等等,相关研究著作亦可称蔚为大观。《全集》之出版,亦可谓国家文化政策下之产物。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风向转变,市场经济初行,在政策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以及王仲荦先生之突然辞世,《章太炎全集》之出版乃中辍,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九十年代末之后,传统文化渐受重视,尤其是最近数年,“国学”大热,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对于文化事业逐渐加大支持力度,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资源。在民间,大中城市各类“国学班”随处可见,传统文化课程近来更进入中小学校园。
在此背景之下,章太炎“国学大师”的身份重又被人记起。十余年来,各地所出章氏著作、选集估计约近百种。“清史工程”中亦有整理《章炳麟集》之计划。同时,随着二三十年来学术发展之需要,重新出版完整之《章太炎全集》之呼声时有所闻,相关资料之挖掘、发现亦愈伙,则全集之整理出版便呼之欲出了。
就出版社层面而言,重新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之议起于2012年,一方面,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认为经过二三十年的学术发展,有必要、有可能重新出版《章太炎全集》,将不完整之八卷本补充完整,弥补当初未能完璧之遗憾;另一方面,也是太炎先生故里余杭区政府褒崇先贤,对此表示大力支持,在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使得《全集》之整理出版。
可以说,《章太炎全集》之两次整理出版,皆与国家文化政策与社会思潮密切相关,非学界、出版界之孤立事件也。
整理出版体例与计划
全集之出版,由于体量庞大,整理难度高,计划分作三批,2014年6月出版第一批八种:《膏兰室札记、诂经札记、七略别录佚文征》、《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叙录、驳箴膏肓评》、《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太炎文录初编》、《太炎文录续编》、《齐物论释、齐物论释定本、庄子解故、管子余义、广论语骈枝、体撰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新方言、岭外三州语、文始、小学答问、说文部首均语、新出三体石经考》、《医论集》,即原八九十年代所曾出版过之《章太炎全集》一至八卷。
2015年底出版第二批四种五册,为《演讲集》二册,《译文集》、《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及《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清建国别记、刘子政左氏说、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定本、重订三字经》。2017年4月出版第三批五种七册,为《书信集》二册、《太炎文录补编》二册、《眉批集》、《国故论衡初定本、先校本》及《附录》。
1979年《章太炎全集》分册、分工计划
这样的分册安排,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第一次整理《章太炎全集》时的体例和划分。根据1979年12月以王仲荦先生起草为本之《编辑、标校初步分工》,全集分十九册,除各专著以类合并成册外,即多以专题划分,当时即有《书信集》、《电稿集》、《演讲集》、《译文集》、《医学集》各分册。
在八十九十年代之出版过程中,略有调整,比如原《訄书》二种单独成册,而《检论》与《国故论衡》一册,后来将《检论》调整至《訄书》册;《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原与《刘子政左氏说》等合为一册,但大概是由于此种先整理完成,而后者等迟迟未完稿,故将此种调整至《齐物论释》一册。
从分类角度来说,窃以为将此书归入《齐物论释》册并不合适。以他者均可归入子部,而此为解经之书;当与《刘子政左氏说》共同并入《春秋左传读》一册为宜。然既往之事,除非全部重新编排,则不得不予以继承。
以专题分册也有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便是各册之间会有重复。比如《书信集》单独成册,但《太炎文录初编》中也有多封论学书信。《文录》经章太炎手定,不宜拆分;《书信集》以专题形式成书,也以保持其完整性为佳,故重复不可避免。当然,出版社也尽量避免重复的篇目过多,能避免则尽量避免,如民国时皆曾单行出版之《国学概论》、《国学略说》,皆为太炎先生讲学之记录,今皆收入《演讲集》,则不再作为专著独立存在。
在具体整理方面,尽管二三十年来也有人对原八卷本之整理提出种种意见,但当时之整理者多为章门弟子,一方面,其学问之广度、深度,恐皆非今人所及,若重新整理实际上仍必以其整理本为基础,无法绕过;若校改,则所改是否正确,颇难保证。
另一方面,章门弟子多别具个性,当年虽定有整理体例,但在实际操作中多各有自己之想法与方式,若进行统一则将变为重新整理,亦不可行。因此,在整理出版过程中直接收录了原八卷本,尽可能尊重原来之整理方式。
但同时,为了减少讹误,也做了很多工作,一是每卷均聘请相关专家作为特约编审进行审读,改正一些明显的手民误植、标点讹误。比如原第三卷《訄书》三种初出时,金文明曾提出若干讹误,并致信朱维铮先生指出,此一事后曾撰文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故此次即请其审阅《訄书》册。
二是在有底本可核对的情况下,尽量加强。比如《诂经札记》辑自《诂经精舍课艺》,此次即取清刻本核对,更正了若干当年抄写时的讹误和遗漏。有些古字,当年所造铅字并不准确,此次也尽量根据《章氏丛书》本校改,重新造字,以求符合原貌。应当说,重新出版的八册比八九十年代八卷本更准确,质量更高。
章氏喜用古字,其所用字,或皆有其深意蕴于其中。但在八十年代的整理过程中,根据当时的整理体例,对很多古体字、异体字径改作通行字。我个人对照《章氏丛书》的体会是,有些古体字,如果没有当年的整理,完全不认识,当年在文字方面进行的统一、规范,还是花了相当大的功夫的。
但同时这也有一个问题,即用不常见之字恰恰是章太炎独特的个人风格之一。直接改成通行之字,确实便于读者理解,却也失去了章氏文字之原貌,有违于章氏使用古字之精神。因此,对于原八卷本,我们还是尽量尊重;而对后面之整理,则基本以尊重章氏著述原貌为基本原则,古今字、异体字等均不作统一。
但也有一个难点,即《章氏丛书》与章太炎手迹有时未必一致。比如《刘子政左氏说》,在1917年浙江图书馆刊本《章氏丛书》中作“鐂”(此本章氏丛书中凡“刘”字皆作“鐂”,然1912年上海右文社本尚作“刘”),而章念驰所编《章太炎先生学术论著手迹选》中则作“刘”。
根据章氏手稿,当以“刘”字为佳;但《章氏丛书》乃经太炎本人所审定者,其时间晚于该书手稿(1908年刊于《国粹学报》),则后出者当为定本,又以作“鐂”较合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基本上是以浙图本《章氏丛书》为准的。
实际上,我在核校《小学荅问》等书时,发现《章氏丛书》中对于篆书、古文的隶定有一些并不是很准确,而原来在整理过程中已经做了一定的补正。由于当时没有采用校勘记的形式,那么不对照《章氏丛书》是发现不出来的。包括章氏的一些笔误、引书失误等等,除了个别用方括号更正之外,有很多是没改的。
像《膏兰室札记》中的个别文字,因为看不到原稿,即使我觉得八十年代版本中是错误的,但也不敢轻易改动;又因为原皆不做校勘,也不好添加校记,所以还是一仍其旧。
后面的整理,我们决定采用加校勘记的方式,这些就基本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一些失误。包括章氏同一文章的前后修改、报纸上登载的讹误,我们尽量采用校勘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既展现了章氏著述的原貌,也将整理者的工作予以体现。
《章太炎全集·书信集》编辑加工校样
另外,对于有太炎先生手稿存世的文字,我们努力进行核对,在这方面花费精力最多的是《书信集》。目前我能够看到的章太炎书信手迹照片、影印件,没数错的话大概是378.5封(有致朱希祖一封,网上手迹图片只有一半),全部按手迹校改一遍,除了个别明显讹误,基本全部按照手迹的文字进行复原,可以说最大限度保留了章太炎在日常书信中喜用古字的原貌。(对于章太炎喜用古字的问题,余将另有文章予以说明。)
新发现与缺憾
太炎先生一生四处奔波,在各地讲学、演说,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此次我们向海内外征集太炎先生的各类文字,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搜罗,也确实有一些收获。除近年在各类文章、著作中披露的以外,有一些颇值得重点介绍。
章氏手批《国故论衡》先校本
其一,是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收藏的《国故论衡》的“先校本”,根据周教授《关于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先校本”》一文, 先校本就是“初校本”,有二十五则对于庚戌年(1910)日本秀光社初印本的修正,校毕后写下“先校本”三字;待校定本出版后,又写下“此初校本语亦有校定本所未载者他日当集合成之”。
也就是说,这个先校本或初校本是初印本和校定本(《章氏丛书》本)中间的一个版本。周教授言先校本有修正者二十五则二十四页,有一页为两则,而有一则十二字似不计;然予亦数之,一页两则者有两页,又有一则增加五字者,若全计之则当为二十五页二十七则。与《章氏丛书》本比对,这二十七则修订皆不见。
就我个人看来,先校本与《章氏丛书》本究竟何者校订在先,颇难断定。因为二者皆为太炎手定,若先校本在先,则其中校出的一些版刻错误仍遗留在后校之《章氏丛书》本,殊不可解。比如《原经》中“旧目七略,令目四部”,初印本和《章氏丛书》本相同,此先校本则用红笔将“令”字改作“今”字。
又如《文学总略》中,对于文笔之别,小字夹注初印本、《章氏丛书》本皆引“《晋书·乐广传》‘请潘岳为表’”,而先校本则改作“《世说·文学》篇,阮籍为郑冲劝进晋文王,时人以为神笔。
潘岳取乐广之旨,为作《让河南尹表》”,增加了阮籍的例子。从这些情况来看,先校本似当在《章氏丛书》本之后。然若如此,则上引“此初校本语亦有校定本所未载者”之“初校”与“校定”便无着落处。二者究校于何时,何以各作校订而无互相参证者,俟博雅君子明之。
从修订之二十七则内容来看,或丰富文本之叙述,或增补引言,精益求精,此类则见章氏对于为学立说之严谨态度。而有数则涉及对某些问题之论说,在原意之上有所补充或修正。比如《原学》之首言地域对于学术风气之影响,而先校本增加长长一段,言一地域之人追迹该地先贤,即某地名人对该地后世学术之影响,而归结于“非山川陵谷之气所能为也”一语,则与原来之意颇有不同。
又如《原道》下于“齐物之论由此作矣”下增数百字,对庄生齐物之旨颇多解说,以佛家“法无我”、“补特伽罗无我”说之,且言“庄周言是,固以上游冥极,而下连犿无伤,足以经国”,可与《齐物论释》相参看。这些内容对我们认识章太炎的思想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章太炎致王伯群、钱芥尘函
其二,是《书信集》中增加了相当篇幅“新发现”。比如2013年朵云轩春拍,以43.7万元成交的章氏手札十二封,有致主持《大共和报》之王伯群、钱芥尘信七封,致张謇信一封,致王伯群信三封,未署致信人一封。其中致张謇信曾载1912年6月12日汉口《国民新报》,此原件可据以订正讹字,及时间当为6月3日。
致王伯群、钱芥尘之信作于民国元年(1912)五月至七月间,涉及统一党与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等合并成共和党及退出共和党、《大共和报》经费、熊希龄与唐绍仪之争等事,既可见章氏对于时局之意见与观感,亦可窥民初政坛、党派之纷争,具有颇高之史料价值。
又比如,我们在余杭区委宣传部和余杭区政府的大力帮助、在杭州市名人纪念馆的大力支持下,增补了藏于该馆的38封书信,是集中增补最大的一批,极为难得,其中就有章太炎与汤国梨的“订婚信”(此事改日细谈)。这些“新发现”对于我们认识章太炎,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全集不全”基本是现在编集、出版各类全集的“通病”,对于近现代的人物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通讯技术的发达,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版(有很多出版数期即停刊),近现代人物常有各种文字发表或流布。有些书信藏于私人之手,我们甚至无从得知,也难免会有遗憾。这些,在接下来我们还会不断搜集整理,若干年后,或许会再出《章太炎集外文》吧。
这次我们知道可能存世而没有找到的太炎著作也不少,比如说,根据潘承弼等发表在《制言》第三十四期的《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后编》,其中提到《儒术稽古录》和翻译自日文的《希腊罗马文学史》归长沙章氏,也就是章士钊。我曾询问过章念驰先生,他说多年前曾与章士钊后人见面,彼有意章念驰先生整理家中藏书等等,而当时章念驰先生有其他事情缠身,没有余暇。
事过境迁,至今则不知此二书流落何处矣。还有《膏兰室札记》,本来有四卷,现在收在全集里面的是前三卷,至于第四卷,承章念驰先生见告,本亦知在何处,汤国梨先生在世时,曾命章念驰先生往彼处寻讨,彼老泪纵横,而坚言不在其手。
章深信不疑,而汤先生言其年轻。然彼去世后,其家人乃迅疾将《札记》拍卖,今则不知去向。
此类著述,究竟能否重见天日,实难必期。而本来以为由于沈延国先生过世且无子女而导致佚失的章太炎批《二程全书》,得章念驰先生大力协助,重见于世人面前,更是天大之幸事!切盼日后有心人、有缘人能助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