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北碚试验

卢作孚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而且是一位取得多方面成就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由卢作孚倾注大量心血开创的北碚试验,从乡村建设开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成就,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具有借鉴价值的历史经验。

北碚地处嘉陵江江畔。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里约有200户左右人家,1000多人口,是一个规模较大但较为偏僻的山村。在四川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的岁月里,北碚所在的嘉陵江小三峡地区盗匪横行,民不聊生,被称为“魔窟中的魔窟”。

1927年2月,已经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的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江(江北)、巴(巴县)、璧(璧山)、合(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其职责是清剿所辖峡区内的土匪,解决由匪患引起的严重治安问题。北碚成为峡防团务局局址。

到任后,卢作孚迅即采取整饬团务、剿抚并举等强有力措施,在三个月左右时间内,基本肃清峡区的匪患。鉴于峡区范围内山多田少,土地所出仅敷农家三个月生活所需的现实,卢作孚决心打破苟安现状,摸索出一套治理峡区匪患的根本之策。

经过细致的调查和缜密的思考,在5月初召开的峡防团务大会上,卢作孚提出以“化匪为民,寓兵于工”作为治理匪患的根本方案,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初步目标是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两年来的峡防局》,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1929年刊,第2页)。

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

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到1935年,北碚有统计的植树量即达7万余株;二是大力兴办各种经济事业,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等。

1930年初,卢作孚把自己在北碚试验中的经验和思考写成题为《乡村建设》的长文,在北碚《嘉陵江报》上发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20世纪20—30年代乡村改造运动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乡村建设”提法并对该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章。

上述这些在数年间因陋就简草创起来的事业,使当时的北碚呈现出无限蓬勃的生机。1930年12月初,著名学者翁文灏与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到重庆,并到北碚参观了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其他建设。翁文灏对卢作孚及其在北碚的建设事业赞叹不已:“于此水乡山国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练兵防匪之余,修铁路,开煤矿,兴学校,倡科学,良出意计之外。

更观之川中军界政界,颇多颓败不振之气,而能布衣粗实,节饷捐薪于建设之事,无论其将来成绩如何,要其不囿于环境,卓然独立之精神,良足尚焉。

”(翁文灏:《四川游记》,《地学杂志》第20卷第1期)稍后在1934年5月前后,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到四川实地考察实业期间也参观北碚的建设试验,为北碚建设的实际情形和北碚民众的精神面貌“感动得至于流泪”(杜重远:《由小问题讲到大问题》,《新世界》第12卷第4期),并决心帮助北碚的建设事业及民生实业公司(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卢作孚在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上又提出一种新的主张,其核心观点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关键在于整个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社会道德的改造,使社会由自古以来主要倚赖家庭和亲戚邻里的集团生活,转变为现代的主要倚靠国家、事业的集团生活,并指出北碚的种种建设就是这样一种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卢作孚文集》,第262-263页)。

就北碚试验而言,卢作孚此时的建设计划是以北碚乡为中心,“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

通过建设,使北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使这里的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的习惯”,使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住居,游览”(《卢作孚文集》,第282页)。

在这种规划和建设目标之下,北碚建设事业目标更加明确,内涵更加丰富,成效更加显著。黄炎培在1936年初实地考察北碚后,不仅盛赞北碚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突出成就,而且对于“花团锦簇,盛极一时”的北碚生态环境建设给予了高度的赞赏(黄炎培:《蜀道·蜀游百日记》,开明书店1936年,第119页)。

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内迁为北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集聚在这里的教育科学文化界人士,曾多达3000人左右,北碚一跃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教育科学文化重镇。就连当时到重庆考察的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也注意到北碚的重要性,在《重庆的科学》中他记述道:“无疑,此地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镇上——北碚,它位于嘉陵江畔。

这里有18所科学和教育机构,他们大多数都有极大的重要性。”(李约瑟:《李约瑟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6页)抗战时期内迁并在北碚居住的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北碚试验。

晏阳初称赞北碚的建设“很有成绩”(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陶行知认为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陶行之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22页)。

到40年代末期,卢作孚仍时刻关注着北碚试验的进展,并时刻加以指导。他提出北碚的城镇化建设中要注意住宅区、文化区、工业区的设计和规划,强调北碚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都应该使其处在优美环境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探索已超越乡村建设的历史局限而导入城镇化建设的新因素,为乡村建设开辟出城镇化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