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长沙善化 杨昌济生平事略
杨昌济生平事略 作者:肖栋梁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和爱国、民主、进步教育家。他的爱国民主思想、道德学识和优良学风对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罗学瓒、陈昌、张昆弟、李维汉、肖三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人物的成长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湖南近代教育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
(一)从事私塾教育,投身变法维新
杨昌济,号怀中,字华生,长沙县板仓人。1871年4月生于一千书香之家。其高祖父,曾祖父均是“太学生”, (在太学读书的称呼,不是科举名称),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秀才),父亲杨书祥系乡里宿儒,以授徒为业,捐过一名“例贡生”。
(不经考选而由生员援例纳捐的方例贡,不算正途。杨昌济幼涉经、史、子、集,稍长熟读朱明理学,深研曾国藩治学、修身、处事和教育子弟的许多主张。1889年应长沙县学试,考上了一个“邑庠生”,受到湖南提倡新学的学政张亨嘉赏识。后来两次考举人均未中。
杨昌济从1890年至1903年赴日本留学前的十多年内,曾先后在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短期就读,主要从事私塾教育,大部分时间在农村设馆,也曾在长沙东茅巷授徒。他对教学十分认真,通过教学实践的磨炼,逐步培养起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
甲午战争后,杨昌济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看到了祖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而极大地激发了他满腔的爱国热忱。他经常和杨毓麟讨论时政,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也”。(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于是,他从科举道路上迅速解脱出来,投身于日益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之中。
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时,杨昌济正在岳麓书院短期就读。他不顾该院山长王先谦之阻挠,毅然加入谭嗣同等人组织的爱国救亡团体南学会、不缠足会、延年会等组织,并积极参加了南学会组织的各种讲演会,热情地学习和宣传新政新学。
他对维新主将谭嗣同的一系列改良主义主张热烈拥护,对谭氏“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深为佩服。杨昌济按照南学会布置的课题,认真撰写了《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的论文,被评为南学会通讯会友课卷第三名,并被推荐发表在《湘报》上。
文章分析了甲午战后新学新政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注意发展商业,而商业发展不够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和农业未能充分发展。因此,他提出了办学堂、兴学会、出学报作为发展农工之学的三个方法。
三者之中,又以办学会为最重要。学会要开展“考察” 、“联络”、化导” (即教育)三个方面的工作。他说“考察”就是要了解省情、县情、乡情,包括调查一个地方的农业和土业情况,特别注意调查那些品质优秀、技术高明、办事公道的人,登记起来,作为联络和教育工作的基础。
关于“化导”,他提出要把工业、农业生产知识和做人的道理编成专书,以便普及农村和城市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他对于“不缠足会”关于解放妇女、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妇女文化的主张积极赞同,并带头实行。他对谭嗣同关于冲决“利禄”、“伦常”、“天地”、“佛教”等一切罗网的思想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极为钦佩。
维新变法失败,使杨昌济看清了慈禧一伙的腐朽和残忍,从此绝意仕进,潜居长沙东乡影储山,闭门读书。他给自己“严立课程,力戒涉猎,强记故实,务别去取。”他给自己规定了包括王船山史论《宋论》等名著在内的每日必修课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 (《达化斋日记》)。王船山的民。旅主义思想及史学方法论也对杨昌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出国寻求真理
杨昌济在隐居乡间时,国内掀起了出国向西方求学的热潮。杨昌济在密友杨毓麟等亲友支持下,1902年怀着寻求真理、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日生,于1903年2月赴日本留学六年后,到英、德学习考察近4年,共计经历了近十年的留学生活,深研教育学、伦理学和哲学,使他成为中国近代一位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
杨昌济赴日本留学,路过岳阳时,曾在岳阳楼题诗,发出了“日月自光耀,江山孰主持?”的咏叹,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出国深造的宏伟抱负。到日本后,他先入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参加留学生抗议帝俄企图永久霸占东三省的集会,捐款支持军国民教育会(由拒俄义勇队改称),并在杨度、杨毓麟等人主办的《游字译编》上发表《达化斋日记》一篇,主张“从下至上”地进行改良变法。
他认为“欲变法,必先变科举、变学校;欲变科举变学校,必先变学术,变科举,变学校,变之自上者也;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
”强凋“欲强中国,当蓄力于小民”,“今日之急务,当以开通农工商贾之智为先。”1904年转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日本语言文学及自然科学知识。
1906年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习教育学。《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跳海自杀,使杨昌济受到极大震动,决心象陈天华那样“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当日本老师讲西洋史时,诬蔑中国人对外族侵占国土并不介意时,杨昌济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莫大的侮辱,曾在《达化斋日记》中指出日本人这种言论“不怀好意”,有“入主中国之思想”,必须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09年由于好友杨毓麟、章士钊的推荐,清政府驻欧洲留学生总监蒯光典召杨昌济至英国深造,入苏格兰的爱伯汀大学文科哲学系,攻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
他所修伦理学科,“得90分以上,足称优胜” (1910年《湖南教育杂志》第2期)。在爱伯汀大学学习期间,他特别注意调查英国教育状况和社会状况。在该校毕业得文学士学位,又专程前往德国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考察。他在英国和德国考察的重点是教育,从幼儿园、孤儿院、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以及职业学校、工人夜校,他都作了深入考察,回国以后,专门撰文加以介绍,作为改良我国教育的借鉴。
在英期间,闻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消息,杨昌挤与杨毓麟十分悲痛。杨毓麟到利物浦投海自杀。杨昌济以隆重的葬礼埋葬了杨毓麟遗体后,写了《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对杨毓麟“舍身殉国”、“公而忘私”的精神表示敬佩。
(三)全力从事教育事业
1913年春天杨昌济回国,到1920年1月在北京病逝,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先到湖南第四师范任修身和心理学教师,次到第一师范讲授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再到湖南高等师范教授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兼第一中学和一师教员,后到湖南商业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兼授修身和国际商法。191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
杨昌济回国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湖南的政权也落到立宪派代表谭延闿手中。谭想罗致杨昌济出任湖南省政府教育司长。杨不愿从政做官,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而把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已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 (杨昌济:《致教育总长范源濂》),先后在四师和一师任教。
这时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曾四方奔走,营救参与反对袁世凯甚力的湖南财政司长杨德麟(杨毓麟兄)。
他写信劝告老友杨度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他热烈支持并参加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是湖南最早阅读和宣传《新青年》主张的学者,不仅自己为该刊撰写《治生篇》等重要论文,而且将学生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推荐给该刊发表。为了用“公正的言论”’纠正社会弊病,1914年他和黎锦熙等人合作出版了《公言》杂志,并在一、二期上分别发表了《劝字篇》和《余改良社会之意见》。
这一时期杨昌济发表了大量教育著作。1913年8—9月在《湖南教育杂志》第14、15期发表《记英国之教育情形》,他认为中国不仅要注重学校教育,还要发展社会教育,多设夜校,以普及全国义务教育。他在文章中指出:“吾国今日,不仅当注意于儿童之教育,又当注意于年长者之开通;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之前程,尤应为家道维艰者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
欲开通年长者,当多设关于文科、法科之夜班。”正是在他的影响下,稍后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创办了工人夜校。
接着杨又在《湖南教育杂志》第16期上发表《教育与政治》等文,肯定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特别强调教育对政治的巨大影响,认为“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
随后,分三期在《湖南教育杂志》发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根据他在国外考察教育之所得,提出我国各省应创设大学、教育要与宗教分离、注意国文国学教育、实行初小高小“一贯制”、备足教育经费、注意各科教材的联络和组合,提倡教师久于其任、专于一职,改善教师生活、注意美育等十个方面的建议。
1914年8月在《湖南教育杂志》第4期发表《论教育上之养护》,指出当时学校饭菜不洁、课程钟点过多,学生负担过重之弊。该文发表后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搞好我国的教育事业,1914年9月他与黎锦熙,徐特立,等人在“宏文编译社”内成立“编译所,”编辑出版“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当年由徐特立等人编辑的“初等小学国文读本”,就是由杨昌济校订出版的。
这一年杨昌济在湖南高师任教,为该校首次开设了伦理学和教育学等课程。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曹典球在《杨昌济先生传》中说:“湖南师范教育设立已久,但至高师成立,始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其规划皆先生所首创”,“湖南之师范教育,至先生讲学高师时,乃与普通各科诸教育有所区别。
虽先生所采之英、德哲学诸书以作教材,多唯心派家言,然在湖南教育史上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杨昌济文集》附录)。《辞海》主编、舒新城在解放前出版的《我与教育》一书中说:“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昌济)先生”。
“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决不妄取一文”;“在行为上,他那虔敬的态度,常常使我自愧疏暴,使我反省到养成‘事无大小,全力以赴的习惯”。
“在思想方面,使我知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验着人类有无限的自觉的创造性,等等。几十年来,我于学虽无所成就,但对于学之范围则从本书扩大到直接经验与系统研究,常识因之日富;更以其所得,向实践生活中求证验,致见解日趋恒定,而心境得着安舒。这都是杨先生的潜移默化之功”。
杨昌济为创办湖南大学作过很大努力。继过去与章士钊酝酿,并在报纸上提出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之后,1916年他又向湖南省政府呈文,后来又写成《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一文,从九个方面论证了创设湖南大学的必要性、迫切性、有利条件和初步设想,倾注了他对发展湖南教育事业,培养后学的满腔热忱。
他还写信给他的留日同学、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要求创办湖大,免撤高师。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未能尽快实现,但也争得了省政府“备案”,成立了一个“湖南大学筹备处”,由杨昌济主持其事,为以后湖南大学的成立,立下了首创之功。
(四)对新民学会的影响
杨昌济对于教育和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是他对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一大批进步青年的深刻的多方面的影响,导致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影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成立。
由于杨昌济的进步的政治态度,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他所任教的一师、高师等学校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使这些青年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认真聆听杨昌济的讲授,课后还相率前往“板仓杨寓”去求学问道。
据当时在一师任教的黎锦熙回忆 :“当时以杨怀中先生为领导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杨怀中、蔡和森、肖三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毛主席都要到杨怀中先生家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
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 (《黎锦熙谈话记录。》) 杨昌济通过课堂讲授和课余讨论,热情地向这些青年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学说,介绍和传播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并在人生观、学风等方面给他们以重大影响。
杨昌济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主张“匹夫不可夺志”,即绝不能牺牲自己的信仰。这对毛泽东等的早期思想影响很深。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常说:要“高尚其理想。”杨还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光有“立志”还不够,还必须为实现这个理想而终身奋斗,努力注意道德实践,“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
常欲以久制胜。”杨昌济这种“以久制胜”的坚忍精神被他的学生们称之为“达化斋的法门”,争相仿效,努力贯彻。
在新民学会成立之前,这批有志青年围绕着“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个问题进行过一百多次讨论,就是为了统一对理想和达到理想所应取的态度的认识,形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们就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反映了这场讨论的成果。
杨昌济主张知行统一,反对空谈,注重实践。他说:“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之空言”;“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可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杨昌济:<(告学生》)他一贯主张积极参与改良社会的实际活动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一个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躬行实践的榜样。这种重视实践的教诲和榜样,促进了毛泽东等人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
杨昌济强调实事求是研究本国国情。他认为不论何种学派或学说,既不能毫无保留地继承,也不能随意地全盘否定,而应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到“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所以,他既反对全部保存“国粹”的守旧思想,也反对全盘西化。
他在《劝学篇》中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妇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
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如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他的这种注重研究中国国情的学风,直接影响到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蔡和森1917年9月与张昆弟交谈时说;“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
毛泽东在为肖子昇《一切入一》的读书笔记题词时也说:对一切中西文化学术思想,都要从实际出发,做到“挈其瑰宝而绝其缁磷”
杨昌济重视自学,坚持不懈,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给学生做出了榜样。他主张生活要严谨刻苦,爱惜时间,菲薄衣食;反对虚伪,提倡诚实;反对打牌赌博,提倡高尚娱乐;反对懒惰,提倡勤劳;反对无谓应酬和铺张浪费,提倡惜时和节约;反对随地吐痰等恶习,注重文明礼貌,以及提倡冷水浴、长途跋涉,等等。
这些都被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争相仿效。新民学会就把“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作为学会的五条纪律,要求全体会员严格遵守。
他们大都十分重视自学,蔡和森到法国就靠一本字典,“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都注重身体锻炼,甚至连锻炼的方法也学杨昌济的体操、静坐、冷水浴,长年坚持不懈。
16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西行漫记》)。
新民学会早期会员肖三说;“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同志影响很大”《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期》。李维汉说:杨先生“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回忆新民学会》)。
正是在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薰陶下,在当时社会条件的推动下,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在谈及学会成立的其他两个原因之后也说:“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诸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成立时的21个“基本会员”,有20个是杨昌济的学生。
(五)教育思想
杨昌济通过在国外学习考察,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撰写了《教育学讲义》、《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劝学篇》、《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等重要著作,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等论著,在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在哲学和伦理学上也有一些合理见解。
杨昌济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理解和认识周围的环境,养成在社会上自立和生存的能力,并关心社会进步,具有“公共心”,因而把道德教育放在中心地位。但他又反对重德不重智,反对轻视体育的错误倾向,而主张德智体并重。
他说与德育、智育、体育三部相适应的教育方法是“教授”(即传授知识技能,养成发达智力)、“训练”(即直接感化学生,养成优良品性)、“养护”(即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三者的统一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他常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励学生,也包含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丰富内容。
在德育方面,他提出了“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十方面的内容;论述了“命令及禁止”、“赏罚”、“游戏与作业”、“教谕”、“示例”等五种德育手段,达到“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的目的。这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民主的教育思想。
在智育方面,他强调教师要向学生“授与知识,发达心身之能力,”包括传授知识技能,帮助学生“举一反三”,运用知识,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他肯定了德国教育家赖英提出的“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应用”五段教学法,捉倡启发式,也不完全否定注入式,主张二者结合使用。
在体育方面,他认为“国家之兵力、国民之生产力,无不关系于体育,”要求既推行重视体操、游戏、球类和手工劳动等积极“养护”的方法,又注意减少课时,讲究卫生,劳逸结合,预防疾病等消极“养护”,以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灵活优美的动作和刻苦耐劳的精神。
他主张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一方面他从“以民为主”的思想出发,要求重视教育的普及工作,并提出实行“通学制”、男女共校、开设夜班、创办职业学校、整理财政保障学校经费来源等几种办法作为普及教育的手段;另方面,他又关心教育的提高,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各省创办大学,选派青年出国留学,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但又反对赶时髦的“留学风”。
他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他认为这是关系国家的盛衰,影响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大事。“悠悠万事,无此为大。”因而十分重视发展、爱护和造就人才,尤其是实业人才和教育人才。他认为实业是“立国之本”;“士之相见以介”,要求引荐、推介人才。
他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才的发现和推荐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美谈。他是毛泽东不平凡抱负和杰出才华的最早发现者。当校长要开除“闹事”的毛泽东等学生时,他与徐特立等老师担保,使毛得以完成学业。
当毛泽东、蔡和森、肖子昇并不出名时,他向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赴法勤工俭学会负责人李石曾分别作了推荐;临终前又写信给当时颇有名望的章士钊,称毛、蔡为“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当他在高师的学生舒新诚的《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被几家出版社退回后,他介绍到梁启超、范源廉等组织的“尚志学会”出版。特别是由于杨昌济的启迪和影响,新民学会也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
杨昌济在哲学方面,虽然基本倾向于客观唯心丰义,但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观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 (《劝学篇》)
杨昌济在伦理思想方面,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他批判封建伦理,反对三纲五常和禁欲主义,认为它们是“极反人性之自然者也”(《各种伦理主义的略述及概评》)
1918年6月,杨昌济应蔡元培聘请,前往北京大学任哲学系伦理学和伦理学史教授。他曾在《新青年》发表译文《结婚论》,将所译《西洋伦理学史》交北大出版部出版;还与马叙伦、梁漱溟等13人联合发起组织北大哲学研究会,并在《国民》杂志发表《告学生》一文,号召学生“贵我”、“通今”、“坚忍”、“勇敢”,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以“唤起国民之自觉”。
他还支持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支持毛泽东在京起草驱张宣言,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