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有些事情你不做 杜维明说 有些事情 你不做便没有人做
台上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中气很足的声音:“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台下是全场的大笑。不是因为这位康达维教授的中文不标准,而是因为太中国。而且每个字用同样的力度和同样的音量,乃至每两个字之间的间隔,也是“均码”。他越是字正腔圆,大家越是欢喜地大笑,他怎么不是中国人呢?
台上他讲到编写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世界汉学资料汇编》,台下有人告诉我,他和夫人历时两年把《文选》中的赋,翻译成十二卷本的英文本。
这部《文选》,是梁武帝长子萧统,在东宫招贤编选了从先秦到梁的八九百年的诗文选集。从萧统太子到华盛顿教授,真应了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康达维教授演讲结束时说:“今天时间有限,到此结束。”全场又是大笑,太中国啦。
在香港举办的首届中华国学论坛,有各国的学者,更有各界的文化追随者。薪传的“传”字,那是一个个人的专心专注。我好像看到香江的维多利亚港,一条文化龙舟,港人和新香港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嗨吆嗨吆通力划吆。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新滋在论坛上讲到,国学研究对于教育下一代具有重要意义。国学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国学,而是全人类的资产。陈新滋常见各国酒店摆着《圣经》,就想,能不能把中华文化整理出来,成一本《圣经》那样的书,放在各国酒店的客房里,让全世界的人看,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这次会议的开篇是,香港嘉徳丽幼儿园的孩子,背诵《三字经》、《大学》和《弟子规》。听说香港一位老板希望在幼儿园推广国学,相信儿童可能不认字还不知其意,但是儿童的记忆,是潜移默化终身受益的。
老板去几个幼儿园游说不成,情急之下,自己收购了五家幼儿园,于是孩子们开始“人之初,性本善”。幼而学,壮而行,儿童读经,香江先进。我想起我幼时背的第一首唐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不知道也不会去想老大意味着什么,鬓毛衰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那唐诗三百首就是那时一首首植入我的脑海的。
香港这五家读经的幼儿园很快成了热门,有的妇女刚怀孕就来给未来的孩子报名。
嘉徳丽幼儿园的孩子在台上背完《三字经》背“大学之道,在明明徳”。很本色,没什么表情,好像在家里背书给爸爸妈妈听。童稚的就是可爱的。没有电视上那种大人设置的儿童模式:孩子本来是天真的,却非把他们弄成故作天真。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叹曰:小孩子把《大学》全部背出来了,了不起!
杜维明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 四十来岁,学机械,做机械。后来在长江商学院上课时,听了杜维明讲儒学,决定人生重新起步,报考杜维明的博士生。他说他不要靠关系,要硬碰硬地考,终于很硬气地当上了杜维明的“书童”。杜维明笑指他说:“他读的书比我读的还多。”这位四十岁的书童痴迷中国文化,他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都长寿,九十岁以下去世的算夭折。
真觉得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本来好像和国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偏偏涌进中国文化的道上,握住中国文化的接力棒。
杜维明的演讲题目很吸引视听:《二〇一八年的儒家哲学》。去年八月上旬第二十三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召开,一百多个国家的三千来名哲学家,要表决通过二〇一八年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地点。
巴西在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制作了精美的资料,强势申请。但是,杜维明走上讲台,用他特有的演讲魅力,尤其是深厚的中国文化的背景,阐述哲学大会是开放的、多元的,有自我反思、自我批评能力的,是超越政治、经济、文化,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哲学,理智和信仰在中国文化里是融合在一起的,哲学如果不能够拥抱中国智慧,就不能称其为哲学。
投票结果,形势大变:巴西二十票,中国五十六票!一百一十三年前,一九〇〇年(庚子年)的八月,首届世界哲学大会于巴黎召开。同是这年八月,在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的前一天,慈禧偕光绪弃城而逃。在庚子赔款的一百一十三年后,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为主席的申报团队,赢得二〇一八年世界哲学大会的承办权。一百一十三年以来的中国首次。终于!
我认识杜维明是一九九九年,那时他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去各国讲学,已经没有了时差,下机就演讲,或者演讲完就去机场。一次遇上恶劣天气,飞机在天空盘旋不能降落,哈佛的学生们已经走进课堂——杜教授呢?他回来了,在天上,还没有下来。
杜维明在哈佛推出一门儒家伦理课。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剧院讲课。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讲者。
偌大一个哈佛,杜维明教授的课堂最大,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在山得斯的第一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我想起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文化)的道场。”
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这席话,也完全可以用于痴心研究或推广国学的人们。这次参加香港的中华国学论坛,我也是来给人当“书童”的,帮人背书包拖电脑,就差提考篮挑书筐了。抵港已是傍晚,放下行李就参加晚宴。席间会议方就给我们,给从内地、日本、美国、欧洲等前来共商国学的教授们,一一送来往返机票钱和讲课费。这种香港效率!
也许香港的现代感掩盖了其他,常有人以为经济发展的影子里,是文化沙漠。误读。康达维教授说他参加过很多国际学术会,这一次是组织得最好的。香港来客济济,一九九七年有一千三百万,现在年年有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人,想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租到会场都要提前一年预订。但是,这一回,与会者踏踏实实地在会议中心坐下了。
从中心回住地,车经香港理工大学,就见两边延伸出陈丽玲楼、吕志和楼、荣民伟楼,等等。港人有个习俗,即,谁捐建的楼,就写上谁的名字,以资纪念。我一时来不及看两边有多少楼,就看到从香港一直延伸到宁波的一座座港人投资的教学楼。
那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包玉刚第一次从香港回故里,说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但是没有一所综合大学。宁波要改变面貌,高等教育这么落后怎么行?
两年后,一九八六年十月,包玉刚捐赠的宁波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然后港人捐楼不止。
李达三外语楼,是用李达三的子女送给父母的金婚纪念的礼金如数捐建的。
范思禹建筑工程楼,是范思禹去世后由他的亲属把遗产变卖之后捐建的。
李景芬捐灯光球场后,在香港立一遗嘱,办好公证,写明四分之一的遗产捐给宁大。
赵安中,捐建“林杏琴会堂”等,又卖掉美国和加拿大的别墅,设立教育基金。
赵安中的三个儿子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家里每次给儿子们寄的衣服,都是赵安中的旧衣服。
赵安中自己的皮拖鞋,皮已脱了,口快开了,一穿二十年了!
赵安中八十五岁生日那天,儿子们送他生日礼物:一千五百万元的支票,给他买房。他转送宁大。
我在宁波大学走,一眼望去,包玉刚教学楼、包玉书科学楼、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体育中心、逸夫教学楼、逸夫职教楼、逸夫图书馆、黄陈月莉楼、曹光彪科技楼、李兴贵球场、宗瑞航海楼、锦绣学生活动中心、应虞房医疗中心、魏绍相天象馆、杏琴园、杏琴楼、杏琴苑、至真楼、至善楼、至美楼、范桂馥教工活动中心、绣山工程楼、汤于翰医疗中心,龙赛理科楼、曹光彪信息楼……
这一栋栋楼,像一座硕大的碑林,每一栋楼都是情的回归,每一栋楼都是心的丰碑。
王宽诚,一次出资一亿美元设立教育基金。他说:积财于儿孙,不如积德于儿孙。
包玉书五个子女立下碑文:“我兄妹五人,自幼耳濡目染,深知父辈创业维艰,以不骄不侈自律,更以秉承家风反哺故土,报效国家为荣,特此立碑,以示永铭。”
这座碑林是中华儿女爱中华的见证,每一栋楼都在把中华文化延伸。
邵逸夫先生在内地各处兴建的教学楼、图书馆等,有两千来座,他说:“中华民族要繁荣昌盛。”
香港中国文化院二〇一一年创办的刊物《国学新视野》,已经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交流平台。他们推出的《国学汉学名家访谈》,一出来就卖了一千本。香港没有内地那么多的人口,销售一千册已是畅销书。
这次中国文化院举办的国学论坛,来了六百人,坐不下。论坛围绕“国学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复兴”,进行上、下午共十五场的主题演讲。有台湾大学的傅佩荣教授,有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科学院院士、东京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大学教授,当然更有内地的教授们。为文明的发展,为世界的美好。
文化的薪传,包括全中国的学人,和各国各界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对文明走向的责任。
实难想象的是,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英译一千五百来年前萧统的《文选》,历时两年!太子萧统在东宫藏书三万,礼遇文人,“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然他公元五〇一年生人,五三一年去世,史上叹其未及即位。
这位太子,或曰“官二代”,真正的是以中国文化为己任,是中国文化的薪传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过劳死,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呕心沥血,堪称悲壮!
从萧统到康达维,乃至港人在宁波大学的丰碑,叫我又想起杜维明说的,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
萧统太子的谥号为“昭明”,故又为“昭明太子”。《文选》也被称为《昭明文选》。昭明二字,意思光明、彰明也。学则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