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主持的节目 曾子墨:中国“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
曾子墨(1972年10月22日— ),女,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
湖北武汉人,生于北京。199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一年后赴美留学。1996年毕业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大学(常春藤盟校),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加盟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先后在纽约、香港等地参与、完成超过700亿美元的企业收购及公司上市项目。
2000年加盟凤凰卫视担任节目主持人,先后主持过《股市直播室》、《财经点对点》、《财经今日谈》、《世纪大讲堂》和《凤凰正点播报》。现任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我的中国心》和《经济制高点》主持人。
曾子墨获2002中国电视节目榜之“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2007年获《南方人物周刊》杂志主办“中国魅力50人”奖。2002年,由她参与拍摄的纪录片《我们在朝鲜的日子》获得观众一致好评。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曾子墨依靠个人影响力募集了5000万港币善款。
“曾子墨是骄傲的,她的顺风顺水,她的聪明和漂亮,完美得气势逼人,难道没有空隙让我们这些居心叵测的小人看到一个月亮的黑暗面吗?不是的,当她谈起为感情歇斯底里的时候,她忽然就有了人间烟火气。”
2000年末,离开华尔街,离开摩根士丹利,加盟凤凰卫视。此前曾子墨对新闻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在美国时,顶多看看《华尔街日报》,新闻只停留在攫取信息的层面。
来到凤凰,以为还是做老本行,做投资,只要不掉价就行,行有行规。没想刘长乐让她做了主持人,她甚至都没弄清楚记者与编导之间有什么差别,就做上了资讯台的主播。曾子墨说这纯粹就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让她进入了另外一个现实世界。她总说上帝对她是有偏爱的,她拿自己与艾滋村那些小女孩比,生长在大城市,受过很好的教育,赴美留学,在华尔街做分析师,然后主播、记者,太顺了,太幸运了。真的是命。
财经主播也做得风生水起,经常与政经名流面对面,良好的专业背景给了她莫大的帮助。有一天,梁冬对她说,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反叛精神。喔?是吗?曾子墨盯着他。你一定受了胡舒立的影响,梁冬下判断。细细琢磨,是啊,在对媒体还一无所知的时候,第一个与自己一起工作的人就是现任《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任何事情都持质疑的态度多少都有她的影响。
曾子墨常常会对采访对象说,你不要害怕这个问题,如果足够坦诚的话,就去面对它,澄清它,还自己一个清白。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就接受不了,子墨说度的把握很重要,怎么让他舒舒服服地说话,而不是站起来,转身就走。
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还欠火候。芭芭拉?沃特斯,美国ABC《20/20》时事节目的女记者,采访过莱温斯基,子墨觉得她很厉害,能给采访对象创造出任意的、自由的表达空间,很是佩服。国内的?王志,王志算一个。
她是想在节目里表达些有内涵的东西的。曾子墨对新闻有自己的理解:做媒体的人不能仅仅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政经事件、社会中的大事,不只是感兴趣,要更多地参与其中,通过他所拥有的话语权力把它传播出去,以产生影响。
打《能见度》年初播出后,曾子墨和她的节目形态彻底“变脸”了。其实早在去年还做《财经点对点》时,她就酝酿调整,开始走出演播室,渐渐加大对社会民生题材的关注,她把视野放到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放到了城市拆迁,放到了艾滋病村,那些可爱的艾滋志愿者,那些可怜的艾滋孤儿。他们具有更高的关注度。
搞金融的朋友说,这与财经有什么关系呀?怎么没关系呢,子墨急了:为什么不能用财经的视角关注社会问题呢,为什么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财经现象呢?转型,突然,一下子觉得世界宽了很多,不明白的东西又多了很多。她是喜欢挑战的。
最有挑战性的莫过于2008年5月造访河南艾滋村,同艾滋病人握手、吃饭,与政府部门对峙、冲突,子墨不愿意谈这些事,不愿谈并不是不想谈,这期节目给凤凰带来很大麻烦,遭受很大压力。在年底的一次总结会上,子墨调侃说,她可能是2004年给凤凰惹麻烦最多的记者。此言不虚,但台里没给她任何压力,更多的则是鼓励。她说,所以日后更得要讲技巧。
她会暗暗地向《南方周末》的记者学习,暗访呀,斗智斗勇呀什么的。去年初,她就学着《南方周末》的记者,偷偷跑进了四川德阳的一家监狱,见到了服刑的原亿万富豪肖安宁。这个时候,她感慨啊,她有一种想说话的冲动,这种个人的悲剧故事,个体遭遇的不公平,其实反映了很多问题,不仅可以说故事,而且还能讲道理,情感方面能受到感染,又有着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这类题材是曾子墨偏好的,一接触到这样的人物样本,她就有做好它的冲动。比如2003年底采访孙大午事件,从头到尾,子墨一直很投入,她发现孙大午身上有那种难能可贵的、挺特别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是同现实环境相脱节的,却让她看到了一种希望。直到今天,她同孙大午时有沟通,电子邮件,或者手机短信。一个报道能让她思考的东西其实很多,即便已离开新闻现场很久。
子墨的意思是,她喜欢以人物的故事作为载体来反映一个问题,或者,观照制度背景下的个体命运。凤凰做人物的节目很多,《冷暖人生》呀,《鲁豫有约》呀,曾子墨的想法是,从个体的命运或一个群体的生存现实,做出背景或机理,而不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
所以有时候她会“哐”地跳出来,不由自主地,哇啦哇啦地,说她自己想说的话,通常是,“我觉得”,或者“我想,我认为”……副台长刘春,她的节目的头儿,就老是说她串场过于感性化,糅进了太多的个人感受。但子墨认为,采访时问出所有疑问,不留遗憾;串场时,得体现自己的角度和立场。
子墨是按个性生存的,抛开华尔街分析师不做转而干电视,主播不当,偏来跑记者,似可为佐证。所以她说依她的个性,更喜欢也更适合做一名记者。记者能亲临现场,和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面对面,接触第一手材料,有一手感受,不是坐在演播室里,同经济学者纸上谈兵。她明白这两者的差别了,记者的经历能丰富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多元了,让一个人的阅历和体验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起来。
她不否认自己对记者这一职业的理解是偏个人色彩的,一如她做的节目。她说她其实没有那么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就是喜欢记者这一角色,它能带来满足感,比坐在演播室里空谈更能给人、给社会带来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现场给她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平台,能表达自己的看法。
总是有观众提出意见,曾子墨衣着鲜艳跑到贫苦的农村,反差太大。子墨苦笑:关注农村,就一定要出身农村吗?
第一次到农村去,是在去年二三月间,跟着经济学家王士义、温铁军下乡,冷,不是一般的冷,拍片子的时候,脸是僵的,说不出话,脚冻得生疼……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这跟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如果今天再让我去的话,我觉得会比当时做得好,子墨承认,当时有点不懂,虽然阅读了大量资料,作了充分的准备,还是觉得拿捏不了,把握不好。子墨后来写的解说词,就成了个人的、感性的,她当时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只是想着把一些感触最深的重新捋一遍,因而留下太多遗憾。
所以曾子墨说她的片子里是有她自己的,尽管她不作结论,但她的所有问题都有清晰的指向。她说一个记者就是一支温度计,不同的温度计,测出的温度不同。
在凤凰,没有自上而下的命令。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慢慢着手。转折点大概是在2003年底、2004年初,开始关注农村问题。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受,原来这个国家不全是北京、上海、广州,原来更多人的生活是那样苦的。
“从来不知道中国还有那么苦的地方”的曾子墨能把这个节目做好吗?
“类似的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兴趣和努力吧。当然我们的节目现在还很不成熟。
曾子墨说,“我不太喜欢和智商太低的人打交道,聪明是我特别欣赏的特质。我身边的朋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不聪明,彼此之间交流没有碰撞,我可能不会和他走得特别近。聪明是迷人的特质,而随着人的日益成熟,最能打动我的还是人性的光辉。我现在特别在意采访对象身上是否有特别闪亮,特别温暖的东西。比如我采访的代课老师,他讲对女儿的愧疚心情,哭得稀里哗啦的,十分动人。
“做《社会能见度》,带给我不同的人生体验。当我从城市走入农村,触及很多人的本质生活的时候,看到了太多不一样的东西,很多想法会有所改变。十年前,我回北京度假,看到骑三轮车的特别多,拉着货抢汽车的道,我就想,他怎么不按规矩办事。但是今天看到同样一幕,会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当然我也会觉得他不按规矩办事,但是我更多会想,他为什么不遵守规矩?他可能有生活的困难,可能有一家老小需要去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