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是邪教 白莲教是不是邪教?
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神秘的宗教,源于南宋佛教的一个支系,崇奉弥勒佛,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传说宋高宗绍兴三年由茅子元创立佛教分支白莲宗,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
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农民军往往借白莲教的名义起义。假借“弥勒下生”的民间秘密宗教团体。盛行于元、明、清。教派名目繁多,教内等级森严。常被用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如元末红巾起义,清嘉庆白莲教大起义等。清朝中叶的白莲教之乱波及数省,持续十年,成为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宗教由来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2]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3] 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被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白莲教以"官逼民反"相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1] 。
清朝政局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众以数百万计[1]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
流民处境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谋求生路。
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指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取利的人)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4]
爆发初期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清廷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1]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发起反抗。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教乱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教乱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教乱军的主力。
在湖北白莲教乱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发动暴乱。
流动作战
嘉庆二年(1797年)初,襄阳教乱军又开始了王聪儿(左)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教乱军被清军围困,襄阳教乱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教乱军会师。各路教乱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教乱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同年,清廷合州知州龚景瀚献“坚壁清野”之策,嘉庆帝亲政后立即采用。白莲教活动遇到极大困难,他们不得不离开川东北的根据地转战他处。清军终于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襄阳士绅梁友谷、南充知县曾自柏、梁山知县方积都凭借这一策略捍卫了一方安定。[9]
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襄阳教乱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教乱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义军联合[1] 。
清廷整肃
乾隆末年,乾隆帝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宠臣和珅的擅权结党更是使腐败进一步加深,库银连年锐减,吏治每况愈下,川楚白莲教乱爆发后地方局势趋于恶化。对于前朝之弊与当朝之患,嘉庆帝心里十分清楚,改革的关键在吏治,而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惩办和珅。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帝驾崩,嘉庆帝立即对和珅及其党羽采取了行动。直接将白莲教久剿不灭归罪于和珅。和珅一党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民心。和珅灭而纲纪肃,嘉庆帝终于掌握朝中人事行政大权,从而加快了平定白莲教乱的进程,嘉庆帝在明确整肃对象之后就立即采取了行动,首先针对的必
然是川楚前线大将。据统计,嘉庆帝自嘉庆四年(1799年)亲政到嘉庆七年(1802年)白莲教覆灭的这四年里,于川陕楚前线作战主要的二十三位一、二品大员,都受过或重或轻的处罚。同时下令各路粮官按旬开报、按月汇奏,军中乱支军饷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镇压川楚教乱久战无功,嘉庆帝认为单纯的军事手段并不能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嘉庆帝在亲政之后立即逮捕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等官逼民反的“祸端”。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嘉庆帝下令捉拿杀降卒冒功的达州候命福宁,下诏罪己。
嘉庆帝又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从而统一前线指挥。并晓谕州县办团练,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义军处境艰难,荆州教匪首领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四年(1799年)底,乱军首领冉天元率部由陕返川,大败额勒登保部[1] 。
由于八旗、绿营兵丁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表现十分不力,嘉庆帝在裁撤满族带兵大员的同时重用汉族地主武装,也就是其后著名的团练、乡勇。杨遇春、杨芳与罗思举是汉族地主武装的杰出代表,二杨随从额勒登保转战川陕,功勋卓著。平定教乱之后,杨遇春因功升至陕甘总督,杨芳官至甘肃提督。[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