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讲授 大师的教书生活:顾颉刚 在风雨中漂泊
大师的教书生活:顾颉刚,在风雨中漂泊
北大人物
北大人物
“读书种子”的家庭烦恼
1893年5月,顾颉刚出生于文教胜地苏州,祖上曾被康熙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家境虽已萧条,但门风犹在。顾颉刚上私塾、念小学时传统文化功课皆堪称优秀,后去苏州念中学,又结识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学问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顾偏重于经史,与叶、王略有差异),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及至1916年秋,考入北大中国哲学系,成为同学中的俊秀等等,亦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北大,顾颉刚遇见了日后携手在学界打天下的傅斯年、罗家伦。傅、罗乃新一代北大学子的领袖,傅在国文系,罗在外文系,相似的功底与才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教师当中,顾颉刚最欣赏的则是胡适。而胡适能得到顾颉刚的欣赏更是幸运。
当时胡适初来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其授课水平并不能镇住台下一帮旧学功底深厚的学生,大家第一次听课后,竟想把他轰走。多亏顾颉刚觉得胡适的旧学功底虽然比不上前任教授,却有一套做学问的新思路。顾又叫傅、罗来听课,他们也觉得胡适是位良师。胡适这才站稳了讲台,并在顾颉刚等人的“压力”下埋头做了几年学问。
按理说,有这么好的师友关系,顾颉刚该可以尽情享受求学生活的快乐。可事实上已经成婚的他有许多烦心的事。1917年妻子生完次女即患病,接连两次生男不成的她在顾家连起码的人道待遇都得不到。放假回来,颉刚见妻子已是病入膏肓,反复恳请长辈安排治疗均被拒绝。返校后他无心求学,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只得休学回家。
不久,妻子去世,入殓后第二天,急盼延续香火的长辈便催他赶快续娶。颉刚念及养育之恩未报,经济又不独立,叹自己无法摆脱家长命令,只得承受无尽的痛苦。那年9月,已在吴县小学任教的中学好友叶圣陶、王伯祥邀请他前往游玩散心,并在那里幸运地邂逅了王伯祥的学生殷履安。
顾颉刚新婚之前,好友傅斯年、罗家伦领导北大学子发起了“五四”运动,也许是饱受旧礼教之苦,顾颉刚在家乡收到消息后立即写信鼓励傅斯年将风潮扩大,直到对腐朽的旧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但不久,傅、罗二人的政治热情便冷却了。
二人领导“五四”运动出名后,谣言四起,说他们欺世盗名、收受贿赂。这一结局让他们觉得学生群体内部实在复杂,派系林立,相互攻击。他们决定从此不问外事,只钻研最靠得住的学问,以免做无谓的牺牲。
正当顾颉刚万分为难之际,罗家伦来找他了,想让他接手《新潮》杂志,并承诺替他在北大谋一职位。从未想过自己能留校的他听了既兴奋又难过。后来,欣赏顾颉刚的老师胡适出面了,他让顾颉刚做他的学术助手,每月私人补助他30元,出路艰难的顾颉刚终于可以留在北大了。
发现史学惊天秘密
1920年秋,顾颉刚开始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一方面要逐一清理馆藏的17万册书,另一方面还要搜集民间歌谣,忙得不亦乐乎。这为他做学问打下了深厚的材料功底,再加上恩师胡适的启发与提携,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学问门道,他决定静下心来研究历代“伪书”,同时考察各类民间故事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状况。
很快,顾颉刚便取得了令胡适欣赏的成绩,胡适频频在北大文史权威教授面前夸赞顾颉刚的刻苦与才华,并带他参加学术活动,顾颉刚因此得到了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文史大家的认同,在学界的师友日益扩大。
然而顾颉刚才享受了几个月的做学问、与师友切磋的幸福时光,便接到祖母中风的消息。当时沈兼士已将他提拔进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任助教,这该怎么办?顾颉刚最终还是请长假回去尽孝了,收入也因此丧失。还好当时教育部正在实施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亟待更新,胡适给他找了份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每月有50元,大抵能解决一家的日常生计。
这样的教科书编写思路让顾颉刚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园地,心里觉得“真是无上的快乐”。更让他快乐的是,他在整理上古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从未被人揭示的历史秘密——即“尧舜禹的先后次序”问题。
一般历史书都认为,尧早禹晚,但顾颉刚考察尧舜禹话语的诞生情况后,却发现禹这个人物最早是出现在西周的文献中,而尧舜到了春秋末年的文献才开始出现,传说更早的伏羲在文献中的出现还要晚,于是他形成了日后名扬海内外的“古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位置恰好相反。西周人只知道禹,春秋末期的人创造了尧舜,并把他们放在禹的前面,传说中的上古史就这样被“伪造”得越来越长。
人们原以为确有其事的历史竟都是传说,尤其是被视为祖先的大禹都可能是假的,这样的文章当然会使顾颉刚一下子成了学界的注意对象,乃至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顾颉刚也因此突然“暴得大名”。
批判他的人自然会有许多,顾颉刚也期望见到有人能拿出确凿的史料来反对他,但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他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为了表明自己将致力于对历史文献及话语的真伪展开严肃的考证。或者说,就自我专业的定位而言,他将钟情于一种旨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学术生活,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同仁选择这种生活,以繁荣中国学界自清中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典籍辨伪事业。
贫穷的史学新秀
那一年是1923年,顾颉刚正好30岁,好友傅斯年、罗家伦仍在国外。得知国内学界动向后,傅斯年赞叹“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然而,他在经济上却丝毫没有随暴得大名而“脱贫致富”,相反,成名后的几年倒是陷入了每况愈下的境地,就这样痛苦到了1923年底,顾颉刚最终还是辞职回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了。
回到北大后,顾颉刚开始了一连串的学术计划,成绩斐然,尤其是那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更是被誉为“2500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他依然不能无忧无虑地做学问。
名气大了后,各方纷纷邀请他兼职、作文、应酬,而他因为经济问题又不得不去。在公立大学里就职长期领不到薪水,家庭生计、购买书籍和做学问均要花钱,顾颉刚因此欠下一堆债务。
其给老师胡适的一封信中就列有:欠家700元,欠适之220元,欠学校250元,欠同乡友人460元,欠储蓄会320元,共1950元。按今天的标准估算,他一年欠了7万元左右的债务。有一次,顾颉刚想到自己为了谋生、做学问,给师友增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回家后居然大哭了一场。
谁能想到,“暴得大名”之后的北大助教顾颉刚生活竟是如此清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