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尹涛 尹涛:制造业危机根源在与整体经济不相融
《华夏时报》:你怎样看待中国制造业目前的处境?
尹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都依赖于廉价土地、劳动力资源与外源性需求。在当时,这种模式确实有好处,因为外部需求刚性很强,这种鼓励资源投入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很快就能见效。
今天的制造业危机,简单来看是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我们的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间,还存在一个非常缺乏跟整体经济相融合的问题。在西方,整个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我们现在工业化实际上只有短短三十来年的过程。
我们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工业化中后期这个阶段,不仅是没有达到,而且是远远没有达到。如果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到了很成熟的阶段,那么我们的品牌发展水平也应该达到世界前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此外,我们产业的本地化,也就是说与当地经济的融合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是一个加工厂。实际上,我们做的是“项目经济”,而不是“工业经济”、“制造业经济”。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喜欢争项目,因为它会影响一个城市政绩,但是,很多项目跟当地的产业自身发展并不匹配,形成了“两张皮”的现象。现在搞产业转移,这个政策是对的,但不能轻易说,我们制造业已经到了某个阶段。
《华夏时报》:中国制造业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调整?
尹涛:我们要戒掉一些浮躁的想法,不能想着今天一天就把某件事做成。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发展,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发展制造业,包括面对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因为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改变现存的一些制度设计。中国的体制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而实际上,我们的一些具体产业政策设计也是有问题的。以产业引导资金为例,对一些关键性的产业、前景性产业,确实需要有政策扶植,但实际上,我们的产业引导资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远远没有发挥出这个功能和作用。
《华夏时报》:为什么没办法发挥作用?
尹涛: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没有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此外,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权力有限,比如减税,普通的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权力。
另外,政府需要好好管治国有企业。例如广州,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常说“民营经济占大半壁江山”,但广州的民营企业进入制造业很少,跟浙江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现在我们看到武钢拿“四万亿”里的钱去养猪,都觉得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政府应该要通过一些手段,一些政策、激励机制引导这些企业进入我们实业的领域、产业领域,让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融合。
《华夏时报》:中国的制造业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从整个国家战略来看,我们对制造业的后续发展缺乏长远计划,我们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似乎对这些问题显得毫无准备。
尹涛:是,我们的技术工人十分欠缺。我们去高铁调研,他们告诉我焊高铁火车机头的焊工很少,这个工种对技术要求很高。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缺乏制造业的文化氛围。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它的工业化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发展工业不能要大跃进。农业国家最容易搞大跃进、喊口号,但发展工业、制造业不能用这种思维。
